图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问李铁主任，假设今天家宝总理或国务院领导要找你谈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问题，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充裕的时间，你觉得眼下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你最应该给决策层提出来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刚才您的谈话中好好隐约说到，北京人给出了非常局部甚至是片面的话语权，您看得是比较全面的，您能给他们的公民政策的建议是什么？
李铁：你能像温家宝那样给我充裕的时间吗？
网易财经6月8日讯 2012年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6月7日-8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称，政策的第一条肯定要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2.2亿农民工里大概有4000万人举家迁徙的农民工，这部分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已经长期在城市落户，在城市定居，而且从事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已经不是简单 的打工了，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孩子都已经在这儿上学了，所以我们希望一次性地把他们分开，这样至少刺激了4000万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解决了他们的 公共服务问题。
第二步第二是7000万的城市间流动人口，希望政策恩惠这些人，让他们在城市间的流动中，给他们在就业的城市定居的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第三个改革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把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谓均等化，2.2亿去掉4000万还有1.8亿，1.8亿每年还要增长一部分，让他们通过社保等一系 列公共政策逐渐拉平和城市户籍居民的平等差距，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比如是不是有平等的高考机会，是不是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居住区的条件 能不能改善，我想这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恐怕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时间非常充裕，咱们还有至少半个小时。
李铁：这样不平衡吧，这里还有这么多嘉宾，我只能简要说一下我关于城市化的看法。当前，我刚才讲过了，所谓扩大收入的重点是因为特殊化人口，也涉及到我们城市化的导向，所以政策的第一条肯定要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我刚才讲过扩大内需的重点，因为我们讲到了，2.2亿的农民工和几千万城市间的流动人口，我们认为这2.2亿农民工里大概有4000万人举家迁徙的农民工，这部分举家迁徙的农民工已经长期在城市落户，在城市定居，而且从事城市的各种服务业，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工了，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孩子都已经在这儿上学了，所以我们希望一次性地把他们分开，这样至少刺激了4000万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解决了他们的公共服务问题。
第二是7000万的城市间流动人口，这城市间流动人口，我们知道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概五六百万，一部分人不愿意回到家乡去，都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业，很多人也都是白领，他们在整个社会里有话语权，有网络话语权，在微博上也是非常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他们是无产者，我们也希望政策恩惠这些人，让他们在城市间的流动中，给他们在就业的城市定居的权利，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
第三个改革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把公共服务均等化，所谓均等化，2.2亿去掉4000万还有1.8亿，1.8亿每年还要增长一部分，让他们通过社保等一系列公共政策逐渐拉平和城市户籍居民的平等差距，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比如是不是有平等的高考机会，是不是平等享受教育、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居住区的条件能不能改善，我想这在户籍管理制度上恐怕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当然，这些改革现在面临的最大阻力是怎样在城市进行利益分配的调整，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的利益分配调整，举个例子，广东有2400万外来农民工，他们的义务教育是在他们的家乡，输出地，可是他们在广东就业，子女在这里打工，义务教育经费是在他们的家乡，这就要进行财税体系的调整，通过转移支付解决他们在这个地方义务教育的问题，包括一系列的补助政策，这是第一类问题。
第二类问题，我们觉得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城市发展导向的问题，可能很多人注意到了房价上涨和土地出让金相关，为什么城市发展快，因为它掌握了一大批资源，经我们调查，省会城市，占全省人口比重才17.5%、12.5%，但他们拿到的用地指标达到35-50%，我们也知道，现在谁有土地，谁就可以吸引大量企业来投资，把大量企业投资沉淀在这些发达的省会城市，或者是大城市，像北京，三一重工也在这里投资，意味着它会吸引到大量要素聚集在这里，给这里带来税收，是不是能通过市场化或行政化的方式来解决更多资源按照人口流向进行分配，不过多集中在特大城市呢？我想这也是应该进行改革的，我们现在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不一样，中国的城市是行政区，举个例子，北京市管辖1.68万平方公里，108个乡镇，十几个区县，这些区县都是一个中小城市，全国也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些中小城市、小城市有自己发展的活力，从农村政策上要给予他们发展的机会，在承担人口分流中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行政导向和资源配置发生变化，比如公共服务，三甲医院是不是向周边地区扩散，一些好的、优质的学校是不是要进行合理的再分配，通过什么方式，包括下放行政管理权限，包括现在197个城市，19500多个镇，这些镇在国外都是城市，我们是不是也要给这些镇城市的发展机会？这也是政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三，我想，能不能使基础设施尽快市场化，5月3号我们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中欧城市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高层会议时我们邀请10个在城镇发展基础设施运营过程中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我想了半天，基础设施的企业能不能找出1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呢？没有，后来我选了首创，因为他们是北京的企业，可是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里，他们基础设施的运营是开放的，不是被国有和地方垄断的，所谓基础设施的市场化会带来什么？会打破城市间的壁垒，会形成要素的流动，也会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我为什么讲要打破垄断，引进市场化的基础设施运营体制呢？就是我们现在政府的负担太重，可是政府负担重的原因仍然用行政手段来维持基础设施运营。举个例子，还是以北京为例，北京从80年代开始就强调控制人口，控制1300万、1600万、1800万，现在2000万了，预计最后会放到2300万，为什么我们这么控制人口，人口仍然还要往这里流呢，产业要素、行政资源集中在这里是一个方面，很多人看到了高房价，可是没有看到北京的基础，公共品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北京的电价很低、水价很低、排污收费价格很低、垃圾处理价格也很低，没有市场化的愿意进来，甚至大蒜涨涨价、白菜涨涨价，一套行政命令下来就保了供应，又保供应又保价，这种扭曲资源分配的方式必然会对到北京来寻租、就业的人口产生大量的吸引力，如果我们通过基础设施运营的市场化来使整个资源供给和分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我想肯定会有一部分人选择离开北京而去，同时也会减少政府对土地出让的压力，就是现在大量的政府开支是希望通过土地出让金、招商引资的税收来弥补政府开支不足的，也会解决我们摊大饼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我们试图要去改革的地方。
还有就是用地制度，我们看到中国的土地出让金很高，但我们只看到了一面，整个城市发展，房地产价格很高，土地出让金很高，但没有看到另一方面，全国绝大部分城市都把工业发展作为重要导向，大量招商引资来吸引大量的外资投资，可是像我们这位先生，吸引他们公司来投资的条件是什么呢？我要以极便宜的用地价格和倒支出、负支出的用地成本吸引我到这里投资。
举个例子，有些特别大的公司，丰田公司、吉利收购沃尔沃，它的土地价格是倒贴的，为了弥补这种倒贴的招商引资的土地价格和其中一个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就需要再去占用土地，就需要像晓光这样的开发商把你的土地出让金拿过来填补这些空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视觉城市，我们讲形态城市，方不方便呢？开车方便，走路很不方便，因为我们拿到的土地价格太便宜了，从农民兄弟手里拿到的土地价格，我们可以转出几十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出让出去，开发商得到了收益，政府拿到了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但农民们没有得到更多好处，还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21世纪以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矛盾集中在三方面，征地、拆迁和环境，我们过去的矛盾是农村干群矛盾，在这十年之中基本解决了，但实际上城乡的问题、环境压力的问题以及当前城市最突出的矛盾，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用地成本太便宜！如何提高用地成本，如何尊重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财产关系，这也是中央未来在用地制度改革上的基本方向和方针，今年可能要再征求意见，但这只是一个短期提高补偿标准的政策，未来力度可能会更大，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当你的土地价格大大增高以后，他对土地的利用也会非常珍惜。
我们看到日本，日本在整个城市发展进程中，它的补偿费用比它的开发费用高得多得多，所以日本的土地利用极其珍惜，可是我们看中国，不说北京，你到其它省会城市、地级城市、新城去看一看，土地利用极其粗放，大面积生态区在那儿放着，又耗能又浪费资源，最后的结果只是满足了我们所有需求中的一个需求，叫视觉需求。
当然了，涉及城市化的改革政策，你给我留两个小时我也讲不完，我只是就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讲几点，但如果这些改革都实现了，城市的很多问题就能解决，第二也会降低消耗、降低碳排放，实现真正的生态城市，当然还有两个我们最关注的发展还有两个重要目标：第一个，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需要在城市中形成两类人口；第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内需”，通过拉动中低收入人口、外来人口的消费需求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需求，既能带动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又会带动对住房、消费的需求，那时候中国内需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我们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会有一个和谐、稳定、可持续、并且是非常好的发展势头。
谢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