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体会议)
通向财务稳定之路:二十国集团和行业视角
论坛主持人:
时代杂志时代国际主编迈克·艾略特
论坛嘉宾:
加拿大工业部长 甘礼民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崔天凯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 冯慧兰
瑞士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执行官 沈文天
冯慧兰:我希望首尔的峰会能够把在多伦多作出的承诺落实到位,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希望看到新兴市场更多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到时还会探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最近IMF出台的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世界经济在2010年会有所加快,要在整个框架下实现平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我是贸易部长,希望看到首尔峰会讨论一下发展问题和贸易问题,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我们非常成功地在多伦多进行了讨论,我们看到了进行多哈回合技术谈判是多么困难,需要各国领导人共同进行推动,希望在2011年完成贸易谈判,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主办峰会,而且它是新兴经济体之一,在发展这个问题上,我希望在两个领域有所涉及),首先是关于全球监管体系,和韩国一起,印尼支持这个计划,IMF也参与到了这个金融体系中,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二道防线。
在金融危机时期,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很快地逆转,即便资本像2008年时大幅度外逃,正是由于这第二道防线,我们才能够很快缓解国际收支的危机,而且还可以用于其它一些双边、多边的目的,希望在峰会上实现这样的目标。
此外还希望就G20框架之下建立起合作机制,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这些都是应对危机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其它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要确保G20不是一个俱乐部,只考虑G20而不考虑别人,应该要考虑全球。
非常感谢。
迈克·艾略特:
我们讲G20峰会要讲金融危机、发展问题(以及)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它确实影响到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走向。
多伦多的讨论是非常成功的,你预计在首尔会是怎样的讨论呢?
甘礼民:
多伦多峰会是各国首脑聚集在一起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次峰会),希望在首脑环节继续建立一个稳定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继续工作,我们讲到了政府应对危机的比例、金融部门的改革,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G20峰会是与时俱进的,它必须非常灵活地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这是多伦多当时讨论的情况,希望到时在首尔峰会上评估一下时间表和相关目标,确保这些都是可行的、合适的、与时俱进的。
每个国家的目标不一样,即便是几个月,也都发生了变化,所以G20峰会必须与时俱进,这一点应该在首尔峰会上得到体现。
朱民:
我非常高兴,回到中国太好了,而且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天津,看到在座的(诸位中)有很多是我的朋友,我想和在座各位打个招呼,而且我之前的老板肖钢也坐在这儿,他坐在这里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要向肖钢先生汇报。
对于首尔会议,刚才玛丽亚部长非常全面地给我们介绍了首尔峰会的主要目标,我想有一点是我们要评估全球金融部门的改革,现在非常有意思,各个国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美国议会于2010年4月通过了一些法案,英国也是,欧盟也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层次,国家层面要改革金融体制。
昨天在巴塞尔委员会上有关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的问题,金融稳定局现在非常重视要把一些相关准则、国际合作标准化,金融稳定局还提出了全球金融中介框架的理念,但这些机制还不是非常明确,这不同的国际机制如何合作呢?在华盛顿G20峰会时危机刚刚发生,主要是关注监管问题,两年后的首尔会议一定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评估一下两年后我们走到了哪里,成就了哪些东西,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大家都在讲监管的不确定性,在未来我们如何往前走,在未来全球的监管体制如何相互协调、相互统一,这是G20上应该推进的(工作)。
我觉得韩国的会议非常好,非常适合总结一下我们在金融改革上做了哪些事情,未来如何引领这些改革(的进行)。
迈克·艾略特:
文天,你是一个全球领先私营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刚才朱民行长说,我们要总结一下自从2008年9月以来的金融危机,你觉得国际层面政府高官的讨论是不是减少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
沈文天: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迈克,风险是不是减少了?不是,我们在未来如何地管理风险,现在在G20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到了一起,评估当前局势,推出很好的措施,这是很好的进展,但我们还是要现实一些,风险主要是在微观层面来做的。
美国有自己的法案,G20框架之下也有自己的措施,所以我们要自上而下地解决问题,需要有各个国家基于银行业的监管框架,G20可以制定一些最低的标准,确定一些定义。
昨天我看到了第三个版本的比塞尔资本协议公告,具体的风险管理还是必须由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来做,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因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迈克·艾略特:
两年前有一些人大胆地说,金融危机会形成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他们过度乐观了,反倒让大家没有关注到国家层面做的事情,过度强调了国际层面。
沈文天:
您说得很对,很显然,我们看到这些人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反应是比较自然的,那会儿可能反应过激,随着时间慢慢地过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风险有多大程度、有哪些问题,大家变得更加理性也更加均衡,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G20可以来帮助应对风险,但任何监管方面的变化总是要去应对我们已经看到的风险,任何新的监管都是监管过去的危机,而不是预防未来怎么样,这是一个(值得)审慎的问题,世界在未来会没有风险吗?我相信未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和现在一样,都有很多。
朱民:
我的观点和马丁的不完全一致,首先是对于风险,马丁说两年后风险并没有减少,我并不同意,我要说的是,从全球来说,风险已经减少了很多,因为那时我们整个金融体系要崩溃了,这种系统性风险现在已经极大减少了,现在的资本状况好了很多。
再看一下资金的结构,(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流动性回到了正常的状况,即便发生了欧债危机,但总得来说还是非常不错,所以说,总体风险是下降了,当然了,会有新的问题出来,特别是主权债务问题,带有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会出现,总是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我们还是应该要让G20获得应有的荣誉,也就是它对于危机的应对,我们也应该去感谢所有这些国家,包括整个金融界作出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我要强调的是在国家层面的监管框架、治理问题以及在全球的治理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非常有意思,以国家为边界,各个国家相互连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任何一边,所以我相信全球治理绝对重要,比以往更为重要。
迈克·艾略特:
我们给了G20很多压力、很多期望,期望G20可以发挥作用,我想问一下崔部长,如果有一点大家同意,回望过去几年,现在全球的经济力量重心已经转到了亚洲,对这一点所有人都理解,或者说“正在转向”亚洲,这样表述更加准确,我们来看一下G20的过程,这些提问到目前为止是否充分地反映了这种趋势?也就是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
崔天凯:
这个转移正在发生,它是一个过程,有一个趋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看一下G20的组成,这是一个非常新而独特的机构组织形态,以前并没有这种组织形态存在,里面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他们)占到了成员的50%,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走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更加均衡、更加平衡、更加平等、有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机构,六个亚洲国家在G20中积极地发挥作用。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总得来说,亚洲国家相比其它做的要好一些,同时他们也在为全球经济恢复、增长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对于G20来说,必须要去利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经验
关注正在变化的环境以及世界的新现实,而不是用过去的道路和模式,我相信亚洲可以为G20作出长久的贡献,而在这方面,我还想响应前面这位发言人所讲到的IMF配额的改革。
迈克·艾略特:
迈克·艾略特:
我不想在这方面讲太多,讲太多大家就会走了,但我相信多伦多峰会中提到了一个5%的承诺,是这样吗?在首尔峰会中可以确定实施吗?
朱民:
你是问我吗?
迈克·艾略特:
任何人都可以回答,但只有你在IMF工作,我想你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冯慧兰:
我想补充一点,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再问一个问题,10月份有一个会议,为什么有11月份这个最后期限?
朱民:
我们讲全球治理,讲到银行、IMF以及其它一些机构的改革时,在改革中配额还会是最令人关注的问题,G20要求有5%的配额把从原来代表过多的国家转向代表不足的国家,我们现在针对此开展工作,非常努力地开展工作,但难度在于5%不够,增加份额容易,但要减少别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关键所在。
希望我们可以在韩国峰会上达成目标,原(定目标)是在年初完成,但后来又说要提前,希望在韩国G20峰会上完成目标,我们正在开展工作,也需要外界的很多支持。
在此之前我还想讲一些其它的,这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我们讲到那些改革时,虽然份额非常重要,但还有一个是话语权的改革,也就是代表权的问题,我们如何平衡工作人员的多元化,来自不同地区的(成员)能够在IMF中有适当的代表性,这也更加重要,让新兴市场的声音也能有所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