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谢谢各位，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样一个场合，谈一点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今天有很多的老师都在这儿，我也很高兴，希望能够就教于各位老师。我首先谈一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在未来的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讲大国经济的时候，首先当然指经济规模的庞大，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位的经济大国了，除此，更重要的大国经济的含义是它的区域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日本是一个经济规模第二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内部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作为大国经济来看待，也就是说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定义大国的含义，规模总量一个是区域的差异性，这是我讲的概念。我讲三点，
第一，规模产生不平衡。我并不想说我们具体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平衡肯定和规模有关的，和它的庞大有关系的。我想讲一个现象，我们搞人口的时候，我们讲到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结果，都是讲我们叫未富先老。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征也可以讲这么一个概念，叫未富先强。前几天正好和人聊天，他们说中国大概是第一个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成为经济强国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你们遇到很多别人没有遇到的问题，而且是你也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我想正是因为这种中等收入又成为经济强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了我们的所有的国内的政策、国内的经济表现都会在国际上引起异常的关注。比如说中国威胁论、崩溃论、汇率操纵论，到非洲说是剥削、掠夺资源、新殖民主义等等，我想这些都是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相关的，也恰恰是这样的经济规模，又是中等收入，导致它的每一个增长都是保持很大的百分点，7%、8%，在国际经济中都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我想所有的这些决定了中国的国内政策几乎全都是要和国际上的反应、和全球化中的一些共同的游戏规则建立关系的。我们目前，比如从这次胡锦涛同志在新加坡的演讲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逐渐地形成了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发展区域经济关系的一些总的思路，从具体策略上，我们应该把我们国内的经济政策从长期经济发展的角度、宏观经济调控的角度还有我们的一些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等，也应该建立起它的国际关联，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在国际经济中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会在其他国家的宏观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上引起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这是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策略，否则我们可能就经常会遇到被动地应对，比如人家要求你升值了，我们就想怎么去讨论，是升值还是不升值，为我们自己辩护。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是怎么样的，我们怎么作出反应，贸易保护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规模产生不平衡，更不用说规模产生了我们国内的整个不平衡，其实都是和经济规模相关的。
第二，差异产生空间。这个空间指的是机会，因为我们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在30年保持接近10%的GDP增长速度，是因为我们有后发优势，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和其他国家的巨大的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决定了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现成的技术，不要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上自己努力，我们也可以学习别人家在制度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也可以接受在其他国家变得昂贵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能力，我们还可以在接受产业的过程中，实现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利用了后发优势，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我们的沿海地区已经变得越来越发达了，甚至有些地方的GDP已经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判断，第一，我们从中国经济总体上没有进入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沿上，说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学习。第二，更重要的是说，给定中国东中西三地区的巨大的地区差距，资源禀赋的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因此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假定的巨大差距，给定这样的差距，我们国内地区之间仍然有一个后发优势的利用空间，这样，实际上是给我们未来提供一个增长的机会。假如说中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10%的增长速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的故事的一半的话，也许我们还有很巨大的中西部的经济没有发展，尽管它现在的GDP份额在总体经济中占得很小，但是它毕竟占了相当一部分的人口规模，而且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国土规模。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另一半的故事，如果再实现30年的高速增长也不是不可能。总体来讲我认为至少今后十年甚至更长，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长点，因为我们目前来看，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比如说我们讲资本、劳动、土地，资本在未来、在中国没有变得非常老龄化之前，应该说我们的资本积累还是不成为瓶颈，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了。从这两种要素的角度来说，中西部地区提供了足够的潜力，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今后要依靠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源泉来推动整体经济。这是我认为利用我们大国的区域差异性来推动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是第二个意思。
第三，我们要防止“美左桥诺”现象，它的含义是意大利的南部，但是在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很少见的一个长期保持地区巨大差距的一个国家，因此，有人说意大利南部美左桥诺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因为它南部原来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后来变成二元经济，因此它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遗留了很多问题，因此保持了南北方的巨大收入差距。后来人们发现，两德统一以后，变成了东德又出现了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但是两德的地区差距仍然长期保持，这样就有经济学家说，有两个美左桥诺，这两个合起来，一个是说这些落后地区既是二元经济的，又是计划经济的，转轨经济的。这个和我们中国的中西部很相像。再一个，长期观察下来，包括两德统一以后，曾经东德地区有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又慢下来了，因此会发现说政府大量地转移投资，补贴都用在了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但是它诱导出来的产业，不是吸纳就业的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两类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因此说，有两个美左桥诺现象。我比较担心的是说，中国的中西部会不会成为第三个美左桥诺，过去几年来看中国中西部增长非常快，我们算了一下，大概03年以前，中国按地区、按省来计算的人均GDP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但是03年以后是缩小的，我们再看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沿海地区增长速度下来之后，中西部地区保持高速增长，除了山西省之外。看上去好像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说我们的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但是你要再细看，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我们看制造业，我们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是资本劳动比是迅速上升，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而且绝对水平也高于沿海地区了。
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变得更加资本密集型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中西部人均收入还比较低，劳动力尽管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来，总的来说，劳动力仍然是它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因此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或者也应该成为中西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上我们这些年开发战略，使得交通运输成本也大幅度下降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虽然预期说，人们曾经讲过一个雁阵模型，过去讲经济体到经济体之间、国家到国家之间，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我们可以把雁阵模型变成中国国内版本，也就是说我们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这些劳动力密集产业没有必要转到印度去、转到越南去、转到墨西哥，而是说我们依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是按照现在政府主导型投资驱动型、重化工业化的西部工业发展，我们恰恰走了违背它的比较优势，没有能够形成国内版权雁阵模型。
因此，我们现在如果要把未来中西部地区推动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的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是要扭转我们的区域发展战略，真正地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到比较优势的轨道上来。 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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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