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机构和大公司，到底谁真的在做科研？

其实在SpaceX中供职的许多科学家都是正牌的NASA研发人员，他们不想忍受NASA的办事效率，于是加入了这个私人成立的太空公司，而NASA也明智的给予了其最大程度的支持。这才造就了Falcon 9的历史性突破。

在人工智能领域也在发生类似的事，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随着多家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手笔投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大学里中走到了大公司的实验室中：吴恩达从斯坦福去了谷歌，最终进入了百度成为首席科学家，深度学习先驱Geoffrey Hinton进入了谷歌，Yann Le Cun去了Facebook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大公司开始越来越多的从学校中挖人。

学者的担忧

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担忧，吴恩达算是人工智能业最早从学术界进入产业界的学者之一，他就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学界里有人怪他开了这个头。才导致后面有越来越多人跟随他进入各个大公司。担忧者们认为这会使学术界失去科研的中坚力量，破坏整个学术圈的氛围。

坦白说，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虽然都是货真价实的科研，但学术界和产业界在进行科研的时候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首先商业公司进行的研究项目通常都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因为他们最终是需要研究成果给其带来实在的利益的，这种研究通常被称为应用研究，其特征是选题相当现实，具有很大实用价值但属于一门理论体系的末端，基本没有向上发展的空间，不会对社会整体的进步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而大学实验室等非盈利机构中的研究项目往往天马行空，不受利益拘束，显得非常有想象力，有时也能出现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并且在大学的实验室中还在进行一种被称作“基础研究”的研究，其目标是不断扩展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深度和宽度。

比如，量子计算机普遍被认为是计算机性能提升的未来。但其理论基础量子力学的建立几乎全是由知名大学的教授完成的，而当时甚至连半导体计算机都还未出现。

受利益驱动的公司们根本没有理由去研究如此艰深的学科。如果没有当时的科学家们不计利益的研究，如今量子计算机的基础根本不会存在。

并且，学术界的科学家们一旦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便会主动公布出来同全世界的学者们交流。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信息是完全互相公开的。但私人企业处于保护自己企业的利益则无一例外的会要求其下属科学家对研究进度和成果进行保密。企业对自己利益的保护无可厚非，但这样一来也会延缓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Yoshua Bengio表示。有些在产业界供职的教员会保留在大学里的职位，就像Hinton和吴恩达那样，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并且教员的减少无疑也会导致受训学生的数量和教育的质量都有所降低。

双赢的局面

但实际上，这样的变化未必会真正对学界造成想象中那么大的影响，荷兰莱顿大学社会科学家 Robert Tijssen 表示，上世纪50年代，同样的职业迁徙现象也在半导体研究中出现过，当时半导体领域的很多顶尖学者都被挖走，成为产业界研发实验室的负责人。但最终双方达到了一个双赢的局面。这些学者将他们的专业知识带入产业界，同时在产业里建立新的关系，而后又将这些产业关系反馈给原来学术界的同事和学生，促进了他们的进步。

产业界能给学者带来的明显好处是很多的：明确的目标和精炼的组织结构带来的极高的效率，优秀的硬件条件和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积累的海量数据（尤其是在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里），并且私企通常愿意给这些科学家提供“天文数字”的薪资。而不太明显的另一个好处则是：大公司开出的这些薪资也会让高校为了留住科研人才而更加积极的改善其学者的待遇。

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的Michael Wooldridge表示，为产业界输送人才其实确实是高校的责任之一。针对牛津大学的数名学者同DeepMind公司合作的事，他也表示：“机器学习是一项正处在极好时期的研究项目，我们已经在这个领域投入了重金，我们也对自己将在此领域内将同谷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无比兴奋。我们很为几位加入谷歌的同事们感到骄傲，也很感谢他们在此领域内做出的努力，而为同世界领袖级的计算机公司的合作铺平道路。”

事实上，企业们也意识到高校等机构中研究项目的重要性。目前谷歌已经资助了250多项学术研究项目和几十个博士奖学金。并且谷歌也在公司内开设了一些具有比较长远意义的研究项目，一个被称为“MoonShot”的系列项目。

无论如何，总体来说，大公司不断招揽学术人才并不是一件完全的坏事。这些具有实战经验的学者得到的经验总会反馈给学界的师生们，从而促使他们进步。而有了前辈们的经验和来自企业的赞助，留在学校中的学者们也能更好的沉浸于研究中了。

今年8月，谷歌DeepMind CEO Demis Hassabis和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Michael Wooldridge都将参加雷锋网在深圳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创新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