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如何讨论“男女平等”？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文/刘昕亭

2015年新春，女权主义者们彻底火了一把。先是年末围绕周国平教授直男癌言论的讨伐，然后是关于春晚诸多歧视的联名抵制与抗议，朋友圈被各种尊重女性、反对歧视的文章刷屏。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奥斯卡颁奖典礼的年度盛宴上，女演员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的获奖发言，终于让天朝人民体味到了满满的自信，中国在全球化的步伐里，已经彻底同步于欧美大国主流的文化斗争。

针对女权主义的批评，“缠斗癌”、“女权婊”等等反击性词汇也被发明出来。我的朋友余亮说“我从来没见过女权主义者，只见到鬼了”，还有一位朋友林凌说“今天在中国大讲特讲政治正确的，基本都围绕身份政治，而且特别时兴与国际接轨”。男性知识分子还算客气的，刷刷天涯一瞧，不乏女同胞也觉得女权主义者们“玻璃心”和“想太多”。女权主义是不是过分自卑导致的过分敏感？或者为了吸引眼球？还是因为个人的某段情伤，对所有男人都怀着仇恨之情，借着女权主义的面孔来复仇？

特别有趣的是，就在“黑木耳”、“绿茶婊”、“女汉子”、“心机婊”、“女权婊”这种侮辱性称呼令女权主义者们怒不可遏的时候，“屌丝”、“穷矮锉”、“直男癌”、“凤凰男”等新发明也成为令男性群体倍感歧视的标签，我年轻帅气的师弟魏建宇甚至问道：“当代男性是否已沦为社会 第二性 ”？

不得不承认，今天的中国男人们，日子实在不太好过。有房有车、养家糊口成为城市男性青年必须具备的求婚条件，“蜗居”“裸婚”“经济适用男”等新词热词的不断出现，显示着今天中国城市男性所背负的巨大重任，北上广大都市里的一套婚房，足以拖垮来自普通家庭男性的所有职业与生活梦想。今春更受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一组“文科博士返乡记”讨论，我的同行（甚至还是同专业）常培杰博士不赞同“凤凰男”的歧视称号，认为针对凤凰男的全民吐槽“既有男方无原则的责任心泛滥和对自家人的妥协，也有女方的自我、骄傲和不体谅”。不过，培杰在感叹安家城市的凤凰男们自身优秀，却承受着更大的经济与生活压力时，却没有提及另一个现象。那就是女大学生找工作难，正在成为新的就业焦点问题。就业季里，女大学生们打出的抵制性别歧视的口号，令人动容。用人单位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限制女性竞聘者，即使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那层看不到的晋升天花板，仍然高悬头上。社会提供的职业空间越来越小，在求职难的情况下，女性不得不从日益拥堵的社会空间转向家庭空间，更直白地说，女性将这种生存压力转嫁给了男性。在工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甚至越来越难以获得一份好工作的时候，女性必须寻找一个足够提供安全与富足的生活伴侣；与之相应，在婚姻市场上，财富、地位、权力成为衡量男性价值的唯一也是最高标准。并非是女人变得越来越懒惰，越来越依赖，而是社会不能为女性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所谓的“大叔控”正透露出城市女性所渴望的那份现世安稳与同龄男性所不能提供的依赖与关照。

我认为，男人真的不必埋汰今天的女人太势利，正因为社会环境对于广大女性太不友好，女人不得不将所有的期待与生活重心，投向家庭生活。普通男性（高富帅除外）当然不是这场性别战役的获胜者，他们必须勇挑经济的重担，他们可以善良孝顺、助人为乐，他们也可以满满正义感和改变世界的雄心，他们可以矮可以胖可以秃顶，唯一的，他们不能没有钱。因此，我太赞同一位美女博士关于春晚歧视问题的吐槽：“资本主义社会从不歧视男性，也不歧视女性，它只歧视穷人。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只有在相同阶级之间才能显现出来。新穷人没必要操心演艺界人士遭受的性别歧视，你俩的女权之间的差异比你跟男同事的差异还大。有了钱，无论你是同性恋、矮子、女博士、残障人士，钱能改变社会对你的态度”。的确，没有人会歧视蒂姆库克是同性恋，没有人会厌恶威廉王子越来越高的发际线，林凌说得很对，今天中国社会歧视女性、歧视矮子、歧视残疾人，唯独不歧视的就是富人。

在新自由主义所开启的这个酷烈的丛林时代里，获利成为最高标准，社会福利的不完善，企业公共责任的淡漠，都放大了女性的职场软肋。更重要的是，当处理剩余劳动力（而非未就业人口）成为全球政府的头疼问题时，就业岗位的空前短缺，社会资源的加剧垄断，都在增加女性就业的寒冬季。今天大多职业女性所遭遇的歧视，更多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现实考量，它来自于现实利益的权衡，成本收益的精打细算：女性必须承担生育、哺乳的重任；出于安全考虑，女性职员外地出差、深夜加班多有不便；另外家务劳动、照料家庭也容易使得女性在工作上懈怠。正是在这种功利的考量之下，有男人不选女人，在女性竞聘者中优先选择已婚已育者，成为大多数用人单位，甚至是女性主管领导的现实抉择。在一个只要男女两性仍然保持着基本的生理差异，只要女性仍然不得不承担生儿育女的工作，仅仅依靠一种语词与再现的政治正确，是很难真正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的斗争焦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方向，并非仅仅针对男权沙文主义，而是必须朝向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鼓吹的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文化逻辑。

我常常跟余亮这类重度直男癌患者吵架，但我同时知道，我与余亮之间的不同，事实上远比我跟一位在富士康流水线上打工的女工，要小得多。作为所谓中国的中产阶层，我们都生活在大都市的空间中，在Air上写作，用iphone打电话，每天挤地铁上班，月末对着账单吐槽。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生产线上，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中国女工们，她们的情感状态，她们的性别生活，我和他都一样陌生。2014年的某一天，我结束了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厂的调研活动，跳上一辆出租车，离开龙华工业区；当我踏进深圳宝安机场，冲进星巴克，终于捧到一杯多日未曾饮啜的美式咖啡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在所谓“中国妇女”的概念之下，我与那些普通的中国女工之间，究竟有多少隔膜。我同时体认到今天中国女权主义的斗争，不仅仅限于语词与文化生活的政治正确，更重要的还有支持女工们要求生理假的请求，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

女性在今天所遭遇的危机与困境，并非单独属于女人，男性同样在遭遇着资本前所未有的阉割与剥夺。在这个意义上，新词的层出不穷，新的性别关系的不断涌现，性别观念的嬗变重组，都联系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变迁。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女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别特征，都是社会、文化、历史的塑造物。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这样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女性主义突破了其字面的限制，打开了更为激进的维度，获得了在广泛的社会政治空间驰骋的可能。正因为“女性”这个概念乃至性别关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建构物，所以女性主义的理论思考，女性主义的批判所及，并非仅仅关于女人，关于女人的权利、女人的情感、女人的地位，而且是更为彻底地走向与既有文化政治体制的决裂：整个社会如何把一个生物体塑造为无法参与公共生活的女人，文化如何把一个群体编码为温柔脆弱的弱者，政治运作如何把人口的二分之一变成沉默的不可见者。在这一批判框架中，就女性、性别所展开的思考，触及了意识形态的运作（什么样的女性才是为社会广大成员接受的女性标准）、政治空间的可能（政策制度在何种意义上保障或限制了一个群体的权利），以及文化逻辑的解码（文学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并推动了对于女性的塑造）。

从对于女权自身的关切，进入到对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反思和批判，是女权主义运动百年来最精髓的革命成果与理论智慧，也是今天面对女权主义理论困境之时，我们必须再度汲取的斗争经验和思想起点。有一个不太正经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曾经在一本非常正经的学术论著中抱怨道：你现在已经不能跟那些所谓的女权主义者们对话了，当你跟她们说“女人”这个概念的时候，她们会立马抨击你：没有你说的那种女人！没有你说的那种笼统的“女人”概念，只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她们是黑人女性、未婚妈妈、工厂女工、女同性恋者……在后结构主义所启动的差异路线图中，任何意义上的联盟与团结变得不可能了。恰恰在这个危机的时代里，我们要回到马克思所开启的重要的思想篇章，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同样也是今天女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