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迪：钢琴男神进化论（二）

另一个状态

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在李云迪长久地握着他的手方便让参加记者拍照时，开起玩笑来：是的，这样我们可以更长久地在一起。

他和李云迪私交甚好，并愿意把自己与李云迪的交往看做是“人与人”意义上的：作为大使，要为政要、大亨们服务，工作要求我们有时必须严肃，这和艺术家是相似的，就是需要表演。只是，我们的舞台要小。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是人，不想再演下去，有些人就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譬如李云迪。我们之间相处，我不用扮演严肃大使，他也不用扮演艺术家，我们之间是人与人的交流。

艺术家的身份使得表演成为一种需要，这使得开启他们作为“人”的一面是困难的，我们并不能确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演奏间接感受他当下的状态。

舞台上的李云迪内敛、不苟言笑。而在微博上的李云迪秀美食、秀自拍、秀腹肌、卖萌一样不少，还自称私下的话并不少。

放松状态下的李云迪是“吃货”，是美食、红酒达人。在收藏有4000余瓶红酒的波兰使馆官邸，他可以对红酒悉数点评，并认为其中的“神秘意味”与音乐相通。他厨艺了得，对面食、调料颇有研究，拿手菜是四川回锅肉、肉末茄子。

同样精于美食的霍米茨基甚至将李云迪的音乐比作一种波兰美食：一种肉白菜卷。它里面非常丰富，有白菜、土豆、肉，还有一种浓厚的酱汁。这种菜可以做得很大，也可以很小，关键是它每次做都会是不同的味道。如果原料再新鲜，就更美味。

他还挚爱游泳与水上摩托艇。着迷汽车，认为不同品牌、型号都类似音乐的细微差别，譬如法拉利与兰博基尼发出的声音不同，8缸车和10缸车声音区别很大。即便是最近奔赴广州长隆参加公益活动，探访为全球唯一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在他看来也是因为与音乐有关：永远都难以实现“彩照”梦的熊猫，有着和钢琴黑白键一样的肤色……

但面对媒体，他又异常审慎。他回答问题的方式常常是消解问题：

当有人问及：“有人说艺术家应该没有安全感，你如何看？”他的回答是：“事实上我觉得当你沉浸在音乐和艺术境界里时，就完全不存在‘安全感’这个概念了。”

当问及：“如果有两个人生可供选择：一个激荡、波澜，一个平静、安稳，你愿意选哪个？”他的回答是：我不会这么去定义，我会选择我自己的。

谈及挚爱的肖邦：在当时那个很多作曲家除钢琴，还要涉足歌剧、交响乐，都更愿意成为“多面手”的年代，肖邦也只是一闪念，最终删繁就简，只创作钢琴曲，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时，他不吝赞美：“这是了不起的状态”，“很多人也因此质疑他的创作能力”，“在当时，这算是一个异类”。而他是否会介意成为一个少数派或者异类呢，他的回答是：我不会这样看待问题，还是会忠于自己内心。

任何复杂的问题，他都尽量去平衡，去补充，试图周全：当问及年少成名让他放弃了什么，他的回答是私人空间的缩小，练琴时间的增多，但——他会补充，这样也让自己的音乐生活更丰富。当被问及是否有偶像包袱，他回答没有考虑过，但——自己还是比较在意公众形象，因为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大多时候，他的回答符合人们对于“得体”“正确”的想象，几无棱角。那些试图辨认他个性的提问，都被跳跃过去，他更愿意谈及：梦想以及古典音乐的演出与推广。

也许是曾经的一些与媒体产生的风波让他格外谨慎。他说，年少成名带来的一个转变就是很多东西要学习。譬如，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和记者讲话，如何表达可以不被误解，当记者对其中的复杂表示轻微认同时，他又会适时表达他的“正能量”：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可以让人更完美。

他的访谈总愿意附着上光明的尾巴。有粉丝表示：她翻遍了几乎李云迪的所有访谈，个个都是正能量。

维生素的功效

在母亲看来，李云迪是那种舞台型、表演型的孩子。两岁时，跟着母亲逛商场，他就煞有介事地把小脸贴在柜台上，用小手指着一个书包郑重其事地对营业员：同志，把这个拿给我看一下。

1982年，李云迪出生于重庆大渡口区。出生时他叫李希，后改为李希熙，五岁时，由爷爷改为李云迪。“云”是因为祖籍云南，“迪”则有开导，启发，行走的意思。父母均为企业职工，并无音乐上的家传渊源。唯一能扯上边的大概是父亲年轻时做过“文青”，而母亲年轻时跳过芭蕾。

在历时三年拍摄的李云迪自传式纪录片《新浪漫主义》中一开始就是民歌《回娘家》，这首歌是家人可以回想起的李云迪与音乐的最早联系。在爷爷印象里：他让爷爷把他抱到桌子上，趴收音机上贴着耳朵听，听完再学唱，音准、歌词也能全记下来。

三岁时，他在乐器店被一架手风琴迷住。母亲狠心买下。童年的李云迪有个癖好，就是把喜爱的东西放在枕边挨着他睡，这些东西里边甚至包括一双运动鞋。小手风琴也参与了这个仪式。

后来的一次手风琴邀请赛中是他最早的公开演出记忆。在音乐老师谭建明那里，“这小家伙眼圆又黑，一笑还有个小酒窝，拉琴时特别有表情”。母亲说 ，小时候的李云迪就是“人来疯”，因为会拉手风琴，总是风头十足地参加文艺演出，而观看人越多，他越发挥得好。

七岁后，因为手风琴又大又沉，重庆的酷热夏天，身上经常长满痱子，他决定改学钢琴。在跟随钢琴老师吴勇学习钢琴没多久，吴老师觉得李云迪天赋过人，就推荐他另找老师。再后来，吴老师给他推荐了当时四川音乐学院的但昭义教授。

尽管享受舞台，但在他的参赛生涯，他仍然多次遭遇过心理状态上失调：1995年，13岁的李云迪第一次前往美国斯特拉文斯基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因为初次出国，加上母亲生病给李云迪带来很大压力。 在第一天比赛快上台时，他突然对母亲说：“好可怕啊，我把谱子都忘了。”母亲扳过他的脸，使劲拍了拍，大声说：镇静！不准说忘谱的话，把所有人都忘掉，你要进到音乐里面去。上场时，她把李云迪推上舞台，然后自己跑到台下听琴。

2000年肖邦国际大赛，进行到第二轮时，有钢琴界“大祭司”之称的阿格里奇加入评审团，这让人们确信比赛的含金量。但比赛前，他突然对老师但昭义说：“我好紧张，脑子一片空白。”老师惊得脸色苍白，立刻写了一张纸条给他：无私无畏。握着这个小纸条，他逐渐平复情绪。

在李云迪讲述里，每次演奏会前，他的自我调试就是，他会做一切让自己放松、舒缓的事。尤其是美美睡上一觉，这时候，任何人也别想打扰他：是作曲家本人此刻来敲门，我也会劝他先等会儿。上台前，他还会去吃维生素。2014年，在和戏剧导演赖声川对谈演出状态时，赖声川说他有个日本的歌舞剧演员朋友，演出前会走到旁边，对着一面镜子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角色感慢慢来了，李云迪则说，“自己上台前喜欢吃维生素，吃完就感觉特别好。”

古典派的革新

12月5日，拍摄现场，李云迪看上去消瘦而疲乏，嗓子嘶哑甚至说不出话。今年他有三个月在欧洲二十多个城市巡演，有连续二十天在日本十多个城市巡演，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要奔赴香港红勘、西安、广州天河等地演出，并在年末回到北京，进行跨年演出。

这个刚出道时，每年巡游60场左右的钢琴少年，最近几年都保持着国内30余场，全球100余场的演出量。

互联网时代，很多愿意为音乐埋单的消费者被分流，这使得录制唱片的公司加剧了对于商演的依赖。有的唱片公司迫于生存压力甚至免费推出音乐资源，借助社交网络，形成话题效应后再通过演出、商业代言等形式来完成回收。

不仅如此，作为音乐产业中的高冷一环，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也开始频频与流行音乐市场嫁接，试图发掘潜在的消费市场。

2012年底，李云迪登上春晚，给看客带来很多娱乐性话题。这些话题的发酵使得李云迪的影响力远远越过古典乐界，使得他从古典音乐演奏家一时成为话题明星，有耐心的乐迷甚至发现，在历经这一系列娱乐事件后，国内亚马逊的古典音乐销售排行榜上，前十名都指向李云迪。

但很快问题来了，有专业人士对媒体如此点评李云迪的跨界：这样一种流行，夸大古典音乐的受众群的同时，也给钢琴家本人带来尴尬。有人将李云迪比作查德·克莱德曼，但克莱德曼是晚会钢琴家，而这显然并非李云迪心中所想，他还在弹贝多芬，还想走正统路线。

在拍摄现场，他的经纪人李文伟也多次否定了摄影记者的创意拍摄建议，他极力强调 ：他是一个古典音乐演奏家，不是流行歌星，这些建议都太花哨。

而李云迪本人，在界限确定上，总是异常谨慎地去强调“变化”，当有人把阿格里奇弹奏的肖邦形容为“另类”，他会纠正是“新颖”，当有人把他和一些流行歌手的合作视为跨界，他也会将之解释为音乐元素间的互动，他欣赏在这方面积累颇多的马友友，包括帕瓦罗蒂，在他看来，也是在以流行为工具吸引人们关注古典音乐。

有乐评人表示，从古典音乐市场角度看，李云迪出道这十五年，是古典音乐的发展期。像国家大剧院等演出机构的出现，使得古典音乐的市场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和八、九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作为古典音乐的进口方，只有国内观众群体形成气候，加上政府层面重视，才可能在产业链条上持有话语权。

有乐评人认为，像李云迪这样一个通过肖邦国际大赛获奖成名的钢琴家更为理想的成长路径，是在职业生涯中慢慢淡化这种印记。他例举李云迪同样崇敬的钢琴家波利尼以及阿格里奇，这两位同样从肖邦大赛获奖的选手在日后都凭借精湛技艺成为钢琴艺术的伟大开拓者，他们冠军的头衔已经慢慢很少提及。这位乐评人对李云迪的未来甚至提出质问：被推向白马的，是否一定是王子？

艺术与商业，古典与流行的混合，同时让一部分对古典音乐寄予更多精神诉求的古典爱乐者不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古典音乐评论家认为对于当今的古典乐界，任何专业点评都没有意义。他说：“不同于流行音乐的赤裸、直接，古典音乐的高冷面孔更容易形成遮蔽，更容易藏污纳垢。”

单就李云迪，上述评论家对于当下舆论氛围中“要么是云粉”“要么是云黑”的站队式的阵容分明非常反感。作为一个老派的古典爱乐者，他礼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粉碎“四人帮”、解禁后中国自然形成的古典音乐爱乐群，纯粹而有序，当时，格非、余华、何多苓、欧阳江河、白岩松等作家、艺术家、媒体人都沉迷古典音乐。

多年后，当有媒体让诗人欧阳江河对80后钢琴家李云迪等人提要求时，他使用的仍是一种理想化的语言：请心无旁骛，抛却名利，把我欧阳江河的魂弹断。

颇具戏谑意味的是，古典乐迷、作家余华早在九十年代就在自己孩子身上见证过流行的力量：在孩子一岁多时，他挑选了巴赫的《平均律》、巴尔托克的《小宇宙》、德彪西的《儿童乐园》陪伴他，他希望孩子听到真正的宁静。 然后他逐渐看到了孩子对于音乐的反应，尤其是巴赫的。但这种激动最终被外婆一盘磁带里的：“小燕子，穿花衣……”打乱。后一种激动才是无与伦比的，以至于当再放《平均律》，一岁几个月的孩子就要口齿不清地愤怒抗议：小燕子……对此，这位古典音乐评论家也表示一筹莫展，“时代如此，环境如此，所有的人都陷在这个旋涡里，都有责任”。

有从事钢琴教育的年轻老师，这样点评“李云迪现象”：在李云迪等八零后一代钢琴家的音乐会上，很多是抱持着另一个李云迪幻想的琴童与父母，他们中很多人其实寻求的是一种李云迪的成功，而非李云迪所真正寻求的艺术。

中国式的钢琴教育

无法确切知道，一个钢琴家所形成的气质是否与最初的家教有关。但的确有酒神风格的演奏家是出自严父之手，而被国外的乐评人打比为端庄古典的“阿波罗神”的李云迪，父亲温润，母亲颇有“铁腕感”。

在2007年出版的名为《钢琴神话李云迪》一书中，作者列举了铁腕母亲的管理方法。在父亲李川回忆中，李云迪练琴的时候，母亲经常一边听，一边织毛衣，如果听到错音，织针就啪地往手指招呼过去。有一次，因为云迪总也练不好，母亲一气之下罢听，回房休息。云迪也很倔强，非要练到妈妈说好不可。到深夜后，父亲催母亲让一步，去听下，他母亲不肯，僵持最后，母亲去听了他弹琴，即便满意，也只是说句：可以啦。这种吝惜夸奖的方式是中国式的，而家长又显得“无辜”：我是想让他保持一种不满足、不甘心的状态。

作息上也是一种强行管制：早上七点整，我准时叫他起床，然后洗漱吃早餐，我记得他刚起床人还是懵的，吃饭速度很慢，我就往他嘴里塞早餐，7点半我送他去学校……

多年后，而立之后的李云迪，在经历了完整的中国本土的钢琴教育以及成年后（2001年）前往德国汉诺威音乐和戏剧学院进行为期5年的求学深造后，辨析中国式钢琴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差异，仍然更青睐中国式的。

在中国接受完整钢琴教育的李云迪也没有过青春叛逆期，他说：当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除了上课，都是在练习中度过，久而久之，练琴就是我的习惯。既然习惯了，反而没有叛逆。外边的世界更是知之甚少。

他的解释是：西方的教育更追求自我、自由，但对小孩子不一定适用。他觉得小孩子阶段，需要引导、监督和帮助。如果在西方，小孩遇到一些困难可能就自己放弃了，而这很容易让潜能和机会错失。当然，西式自由的教育有更多创造性，但如果让他复选，他还是认可中国式的。

而对应同样弹奏肖邦的阿根廷钢琴家阿格里奇的人生：尽管千方百计逃避练琴，却天分极高。16岁成名，却因为厌倦演出奔波，早早结婚生子。两年后婚姻破碎，在钢琴家阿什肯纳奇夫妇劝说下，原本打算改行的阿格里奇在三年未练琴的情况 下，夺得1965年国际 肖邦钢琴比赛的桂冠。

他觉得那完全是另一种人生：他们的选择更自由，往往一动念，决定就改变了，更极端些。

“当然，这些没有好坏之分”，如同所有寻求平衡，避免观点倾向的回答一样，他又一次继续补充到。

平时，他喜欢将自己的钢琴演绎风格归为：儒家。就是“包容，融合”。包括肖邦音乐，他也会介意别人将它归为柔弱的简单处理：音乐不应该和身体直接嫁接，它更多是精神性的东西，肖邦采取的手法是诗意，但内容同样有光彩，有的甚至有英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