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脸上和身上新的瘀伤，怀抱着正在哭喊的两岁小孩，坐在北京一所警局内。屋里烟雾缭绕，亮着荧光灯，执勤警官的反应让我难以置信。
“如果一个男人跳到女人背上，摁住她的脑袋往地上猛砸十下，这不算犯罪？如果这种事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我身上，你不会报案？中国就没有应对这类行为的法律？”
警官吞吞吐吐地说：“恩，这当然是犯罪。”
我接下去说道：“但因为这个男人是我丈夫，这事就合法了？结了婚就可以合法地殴打女人了？”
一名女警官跟我说：“你和你的丈夫都是好人，请冷静一下，回家去，会没事的。”我当时已很难看清东西，指着肿胀的前额说：“你觉得这叫没事？”
我曾试图报案控诉丈夫对我的暴力行为，但警官们认为，并不存在什么犯罪。我努力了一下午想让警官们承认这项罪行，但无果而终。回家后我上微博发了一张照片，只露出受伤的前额，希望自己23个粉丝中有朋友能为我呼救。
这张照片引发了无数中国国内受虐妇女压抑已久的沮丧、痛苦和支持。发帖几小时后，照片被转发评论了两万多次。受此启发，我第二天再度前往警局，坚持要正式报案。这场戏剧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最终警方正式认定了我丈夫的虐待行为。
我的前夫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中国商人，以我们共同打造的英语连锁学校闻名。我是一名美国人，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家。我们的故事在媒体上流传，引起了大范围的关注，而更重要的是，引起了人们对家庭暴力成因的关注。在家暴发生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与联合国和北京的一家家暴问题组织合作，增强民众对该问题的意识，帮助受害者。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报告称，中国近25%已婚妇女经历过家庭暴力。但实际家暴比这个数字要普遍得多：多数袭击没有被报案。当女性有勇气前往警局，她们往往遭遇我所碰到过的阻力。与此同时，法律偏向男性——甚至施暴的男性——让绝望的女性几乎走投无路。
我收到了无数中国女子的来信，称中国文化拒绝将家暴视为一个问题。有一名女子沮丧地写道：“我陪着受伤的妈妈到了警局，但警察甚至不知道‘家庭暴力’这个词。他们只说这种‘私人问题’或‘家庭问题’很平常，他们无能为力。”
当受虐妇女遭到警察的无视，最后的法律手段就是通过民事诉讼离婚。但离婚依然会让中国妇女背上沉重的污名，这也是遏制她们对施暴的丈夫采取行动的另一大原因。希望离婚的妇女将面临艰难的过程：在以家庭暴力名义要求离婚的案件中，只有大约3%最终仅以此为据获得批准。如果法庭未能承认丈夫的暴行但依然批准离婚，这可能对妇女造成经济上的毁灭打击。更为骇人的是，离婚可能会让妇女失去子女的监护权，因为父母中收入较高的一方会被认为更适合成为监护人。
从没有经历过家庭暴力的人经常对受害者抱有疑问：“她为什么不离开？”答案多样而复杂，但对中国的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她们无路可走。援助服务即便在大城市也极为少见，也无从谈起有哪个庇护场所正在运作。
先想想漫漫的离婚路可能让一个女人失去家庭，失去子女，再看看监狱里众多用斧头或水果刀袭击丈夫、而不是用法律来自保的妻子们，你还觉得奇怪吗？针对一些女子监狱的研究显示，超过60%的囚犯被判刑是因为报复丈夫的家暴并致其受伤或死亡。许多杀死丈夫的女子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不少把妻子殴打致死的男人只需在牢里度过几年。
2009年，北京26岁的女子董珊珊八次向当地警局报案称其丈夫有暴力行为。对她的每一道瘀伤、每一次申诉，警方的答复都是“家庭问题”。她随后被丈夫殴打致死。丈夫被判刑六年半，罪名是“虐待罪”。
中国需要更加完善的家庭暴力法。只有少数地方法院能够对丈夫施暴问题签发保护令。政府已经起草了全国性的反家暴法，目前正在审议之中。立法过程不够透明，人们无法了解情况进展。有反对者表示，“家庭问题不能进入立法”，但去年中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引人关注的法律，要求成年子女看望年迈的父母。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全国性法律缺失，一些地方正在推动反家暴法，但这还不够。只有全国性的法律才能极为有效地让人们意识到，家庭暴力本质上一项罪行。当妇女被警方回绝或想警告施暴的丈夫时，这能让她们有理可依。
在案件引起轩然大波之后，我经常被一些充满怀疑的中国媒体问道，我作为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能容忍丈夫的暴力。我认为，不论什么国籍，女性大声疾呼时的耻辱和恐惧感并无差别。没有哪个女人会迫切地表示自己的家庭不幸福。没有哪个女人会因为深爱的男人殴打自己而感到骄傲。我能肯定，我的国籍提高了这起案件的关注度，但这当然比不上另一个原因——因为我的中国前夫是一个名人。
家庭暴力并不是个别国家的问题或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种罪行。停止犯罪不能从法律开始——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新法十分必要。要停止犯罪，首先应该跨越地理、政治和语言障碍，大声疾呼决不能容忍、粉饰或忽视暴力。
Kim Lee是一名儿童教育家，也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权利的倡导者。（作者KIM LEE ）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