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提起明朝的倭寇，随着这些年相关历史书籍的普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早期倭寇是冒充朝贡使者来到中国，滞留在沿海抢劫的日本人，后来又有不少本地的海贼加入，明火执仗、杀人越货，在嘉靖年间“登峰造极”，而后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民族英雄的合力痛击之下，灰飞烟灭。
上述这些认识，都没有错，但是历史的洪流都是由无数细小的浪花组成，而这些浪花往往最别致、最传奇、最动人心魄，这一期的“叙诡笔记”，我们就从明代的笔记中，发掘一些“抗倭战争的细节”。
惨不忍睹的“日本国情”
《涌幢小品》是明代著名的史料笔记，一共三十二卷，撰写者是天启三年曾当到内阁首辅的政治家、文学家朱国桢。《涌幢小品》是朱国桢闲居在家时写成的，他家有个六角的木亭，形像石幢，构造如穹庐，可以随意迁换地方，好似从地下涌出，本书就是在这亭子里写成的，因此得名。
《涌幢小品》是研究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史的重要资料，其中第三十卷，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抗倭战争的过程，而在战争爆发的原因上，朱国桢对“日本国情”进行了一番分析。
题为“倭官倭岛”的一则笔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倭俗简易，寸土属王。”就是说日本那地界，有一亩三分地就敢自称为“王”，一个“王”的实际职权和辖地估计都不如大明一个村长，“倭民住屋一编，阔七尺，岁输银三钱，耕田者，粟尽入官，只得枯槁”，穷成这个样子不说，“国土安全”还一万个不省心，“其地多大风，夏秋间风发，瓦屋皆震，人立欲飞。乍寒乍暖，气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即挟纩。九月以后即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终日围炉”，围着炉子却也没有什么好吃喝，“日食甚陋，多用汤，日只二餐”。
人活到这个份儿上，除了当贼，也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出路了，但“贼饷”也低到不忍直视，“为通倭人买为贼，每名只得八钱”。
插播一下，当时大明王朝的民生指数怎样呢？同样是《涌幢小品》，记述了一种叫“头脑酒”的东西，“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辟寒风也”，估计就跟现在的羊杂汤差不多，问题是，这种“头脑酒”乃“民间用之不改”，是明朝普通百姓最基本的待客之道，就这一道肉汤，只怕羡煞岛国原住民了。
必须补充的是，朱国桢写文章非常严谨，他讲述丰臣秀吉获得织田信长信任，“丙戌年擅政，尽并六十六州”，死后其子秀赖与德川家康争权，最终失败的过程，详尽而准确，所以可以推测，《涌幢小品》对日本国情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尽管在我们看来实在是把邻居的境况“损”得够狠。
抗倭“第一枪”是怎样打响的
《涌幢小品》里，提到日本人，有一句评价不能不引起重视：“其人轻生决死。”
我们都知道，地理气候条件对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的形成，影响极大，比如海洋型国家的国民敢于探险，具有开拓精神，而大陆型国家的国民趋于内敛，性格宽厚善良，而生活在岛国——如果这个岛国还是一个火山地震高发地段的话，其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导致国民缺乏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意识。
当宽厚善良的大明子民遇到轻生决死的倭寇，最初的情形是怎样的？
《倭变事略》是明代学者采九德撰写，记述了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七年江浙一带的抗倭斗争，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战争，所记多出自目击耳闻，所以真实性极强，史料价值很高，其开篇为我们留下了这场战争最初的重要细节。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长八九丈余，泊盐邑演武场北新塘觜，约贼六十余，皆髡头鸟音，有枪刀弓矢而无火器。”有位名叫王彦忠的陆路指挥率兵百余，到船跟前问他们是谁？要来干吗？汉语和“鸟音”毕竟不通，讲了半天谁也不知道对方要干什么。倭寇弄了一小木箱，装了一封书信递了过来，上面写着：“我们都是日本人，船舵坏了，向你们借粮食，我们修好了船舵自然离开，赶紧把粮食送上来，千万不要逼我们动手，不然没你们好果子吃！”王彦忠看完，觉得这帮货简直是穷疯了，跑来跟大明正规军打劫。“时承平久，邑人相携往观，嘻然莫为虞”。一直过着太平日子的老百姓都来看热闹，完全没当回事。眼看西边的太阳就要下山了，王彦忠懒得跟无赖们纠缠，派兵上船去驱赶，谁知刚刚接近，“倭尽起立，以燕尾利镞射数军，皆立死”，老百姓吓得四散而逃！
“次日，军人胡士澄持火药数斗，奋身上船焚之，火发，贼突起，胡遂被杀。”接下来的“矮婆桥之战”更加激烈：“是日大雨泥泞，勇士茅堂手枭当先一倭，诸军咸尽力血战良久。”但是倭寇毕竟狡猾，他们以一半兵力出战，一半埋伏在草莽之中，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突然出击，茅堂、舒惠、敖震等一班勇士皆战殁，明军一共死亡十八人，倭寇把他们的首级割下来，在矮婆桥上排成一列。
“此海上兵与倭交锋之始也。”
王长年巨斧劈倭寇
当政府军连连受挫的时候，民间抗倭力量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
《倭变事略》中记述有两个倭寇的“大王”——村长，带着一群匪类进入海宁骚扰，杀害了一位姓万的将军的女婿，万将军很善良，有个和尚平时总受到他的施舍，听说这件事，勃然大怒道：“愿为公灭此贼！”原来这和尚深藏绝世的武功，惯用一把大铁棍，长约八九尺的棍子上有很多铜钱，重有三四十斤，他冲入倭寇阵中，“以铁棍击杀之，并杀勇战者十余贼。”
《涌幢小品》以饱满的文笔讲述了王长年的故事。古代管船工叫“长年”，王长年是福建人，“失其名”，从小就有胆勇。倭寇大掠沿海之时，他也被抓去做船工。船上有倭寇五十多人，被抓的无辜男女十余人。王长年“为好语媚贼”，得到倭寇首领的信任。他偷偷对被掠的百姓们说：“一旦船开到日本，咱们再想重获自由就难了，大家如果能灌醉倭寇，然后杀光他们，扬起船帆，借助风势，我来掌舵，一定可以回到祖国。”大家都听他的。当晚，倭寇喝酒，女人们主动唱歌为他们助兴，倭寇俱酩酊大醉，“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杀光了倭寇，控制了船只，掉头往中国方向开，其他船上的倭寇发现时，一起追来，但王长年驾船技术实在太好，很快甩掉了他们。
接下来的故事，颇有点悬疑小说的味道。
上岸前，王长年将倭寇的脑袋割下，并把这些首级的舌头剜下来，船上的难友们都很好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等上了岸，官军见了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居然把他们都抓了起来，还把那些首级都抢了，向上面报功，说是打了个胜仗，砍下了倭寇首级，并生擒若干俘虏。将军听了十分高兴，要把王长年等人斩首，王长年连忙用家乡话辩白，说明实情，将军十分惊诧，问他有无证据，王长年说所有倭寇的首级都没有舌头，因为他们的舌头都被我割下了。将军一查，果然如此，立刻叱责了那些冒功的官军，并“用长年为裨将”。
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了王长年的智勇双全，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官军剿倭不力，祸民有能的丑恶现实。
嘉靖年间的“淞沪会战”
当时，明朝的大部分军队装备粗陋、训练不佳，军纪又败坏到不能再败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发生于嘉靖癸亥年十一月的兴化府之变，倭寇装扮成官军，城中开门纳之，导致全城失守，“倭遂入据其城，逾岁方去，其惨毒不必言”。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官军在做什么呢？大将刘显带着部队守在兴化城外面，专门等着逃出来的妇女，好抢回家去淫乐，而刘显这号人居然在当时的明军系统中“在东南号为良弁”，可想而知其他官军都是些什么货色！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城市的保卫只能靠市民或百姓组织的“自卫队”了，在倭寇凶残的攻势下，守土保家的决心也能使他们屡屡创造奇迹——发生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五月初一日的“淞沪会战”，就是其中特别经典的一次战例。
当日，倭船五十余只，从吴淞口突然开到上海，展开围攻，守城的是一群由乡绅组织的民兵，殊死抵抗，“积十七日。内外援绝”。倭寇发现上海的西南一隅“地旷而僻”，做了三乘竹梯，深更半夜，趁着守城的人们都疲惫不堪时，悄悄向城头攀了上来。
恰好守城乡绅徐鸣鸾睡不着觉，突然“第六感”觉得不祥，催促一个叫唐缉的生员巡城，唐缉揉着惺忪的睡眼往城下一看，只见一片黑蚂蚁般的倭寇正顺着梯子往上爬，不禁一声惊叫，守城的城夫杨钿一跃而起，看到倭寇来袭，呐喊报警。一个快要攀上城头的倭寇拿着长枪从下往上戳死了杨钿，杨钿的尸体向城下坠去，正好砸在梯子上，不知是砸断了梯子还是跟石碾子一样往下滚，反正把快要上城的倭寇全给砸了下去。这时，“城上炮石如雨，贼不能支”，退到了一个壕沟里，恰好碰上海水涨潮，“潮决浦口堰，水高数尺”，汹涌的潮水全都灌进了壕沟里……
第二天一早，守城的民兵发现倭寇的营垒空无一人，派出人去侦察，见那壕沟里有衣裙浮出水面，“拽之，得死人”。大家一起拽，一边拽一边点验，竟有六七十人，“皆披重铠，持利器”，看其相貌，“头颅大如斗。口圆而小，色黝黑——知为真倭”，从此，受到重创的倭寇再也没有进攻过上海。
整整381年以后，倭寇的子孙们重新“披重铠，持利器”，站在吴淞口，望着眼前富饶肥沃的中华大地，垂涎三尺，妄图开始再一次的侵略和掠夺。等待他们的结局竟是如此相同：陷入壕沟，然后被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滔天巨浪拍成齑粉！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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