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代表风云录·陈公博（二）

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陈公博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就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开会，带着妻子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中共中央为了挽救陈公博，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陈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做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组织，错误严重，而且不思悔改，影响恶劣，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1922年11月，陈公博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充分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3年的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三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的陈公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十分愤怒。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一起，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命令亲信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了解前线战况。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陈公博先找到军令部部长何应钦，见面后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陈公博又向撤退的士兵了解战况，一个拄着拐杖的伤兵呜咽着对陈公博说：“我们连100多号人，就剩下3人。狗日的日本鬼子，仗着武器好，又有飞机，连日对阵地狂轰滥炸。我们六十七军坚守阵地5天，只听见炸弹惊天动地，天昏地暗，不少弟兄连鬼子的影子还没见着就见了阎王。”这天晚上，陈公博失眠了。他想，日本军队的武器好，而且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如果硬与日本人碰，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仗不能再打了，应该寻找一条不用流血而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办法。

从北平回到南京，陈公博改变了原来积极抗日的主张，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的论调，他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陈公博还将他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向蒋、汪做了汇报，认为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将会是一败涂地。随后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华北门户由此大开。

1938年4月6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五届四中全会，陈公博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7月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陈公博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任命陈公博为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陈公博来到成都，成为国民党在四川省的负责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偏僻的四川也变得热闹起来。陈公博长住成都，没有什么重大会议，很少去重庆。

这期间，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和周隆庠等人到上海与日本人进行了秘密接触。1938年12月初的一天，陈公博正在成都四川省党部办公室批阅文件，忽接汪精卫电话。陈公博放下电话，火烧火燎赶到重庆，来到上清寺汪精卫的寓所。

陈公博一进门，汪精卫来不及给他让座，急忙说道：“中日和平已经成熟，日本首相近卫表示了中日亲善的谈话。国家之所以形成今天这个局势，全是老蒋所为，我要与日议和。” 陈公博忙说：“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正处危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在党内万不可有两种声音。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

看陈公博如此激动，汪精卫便自我解围道：“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这件事情暂不讨论，以后再说吧。”汪精卫很了解陈公博，做事时事先没必要征得他的同意，一旦生米做成了熟饭，他是会跟着自己走的。

12月14日，汪精卫派一名副官来到成都，通知陈公博务必于18日到达昆明。陈公博知道，降日之事已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了，既然汪精卫要走，自己只好跟着往火坑里跳，如果留下来不走，与汪精卫的友谊就会一刀两断，而在蒋介石眼里他是汪精卫的人，留在成都蒋介石也不会善待他。

12月18日，成都下大雨，飞往昆明的航班不能起飞，直到20日，天气转好，陈公博才前往昆明。陈公博到达昆明时，汪精卫带着妻子陈璧君已于头天飞往河内。陈公博在昆明歇了一夜，第二天也赶紧飞往河内。陈公博的到来，使得汪精卫大喜过望。汪精卫的做法，陈公博并不赞成，可他又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随汪精卫到香港后，他便隐居起来，很少与外界接触。陈公博早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陈是个孝子，于是，趁这个机会，把母亲接到香港，闭门不出，专心侍奉起老母亲来。

1939年8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陈公博没有出席。这次大会，选举陈公博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对于这一职务，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陈公博没有明确表态。1940年年初的一天，陈公博在香港家中陪着母亲在客厅里聊天，忽然汪精卫伪政府的骨干分子高宗武与陶希圣两人来访。高、陶两人此次来陈宅，是想探探陈公博的口风，约他一起叛汪，然后投奔重庆的蒋介石。如果陈公博能够和他们一起走，那影响就大了。哪知陈公博态度冷淡，并无叛汪之意。

1940年1月21日，《大公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高、陶二人联名写给《大公报》的公开信，高宗武与陶希圣在报上公开叛汪，还把汪伪内部机密全部曝光，汪精卫再遭国人唾骂，当初引诱汪精卫降日的就是高、陶二人，汪精卫上了贼船后，现在高、陶又离他而去。陈公博与汪多年的交情，患难见真心，陈公博决定往火坑里跳了。

1940年3月14日，陈公博到达上海，到上海后，陈公博就忙于参加各种会议，商议筹组伪南京政府的有关事宜。3月30日，伪南京政府正式成立，陈公博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1940年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4年3月，汪精卫病情恶化，决定到日本治疗。3月22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在汪精卫赴日治疗期间，由陈公博代行汪精卫一切职权。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眼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此后，陈公博为了讨好蒋介石，便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他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在会上，陈公博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会后，他调动兵力，以加强对新四军的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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