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炼油厂、小炼铁厂、小加工厂，各类污染企业直排给空气带来的严重污染，直接损害了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也让与之接壤的北京受到严重影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黑烟黄烟直排云霄，随风飘荡在村子上空；沿途不时可见一团团黑雾向北京方向涌去；空气中飘浮着一股铁锈气味……《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调研“环首都雾霾圈”时发现，北京周边部分地区污染企业偷排直排现象严重。一些基层干部坦言，北京周边污染企业偷排直排屡禁不止，既源于地方政府对于GDP的盲目追求，也与北京周边部分地方的消极心态息息相关。
“我们这里得癌症的明显多了”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告诉本刊记者，在各类污染物初始排放源中，“外来输送”为第二大污染源，对北京PM2.5的贡献率为19%。“这说明北京周边的污染物排放情况不容乐观。”
为了探寻“环首都雾霾圈”中污染源的真实情况，本刊记者近日在距北京市一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选择了多家企业探访。
刚走进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新镇镇西代村，几位村民就向记者反映，村附近一家钢厂污染严重。“我家在屋外晾衣服，隔天用手一捋，手上就有一层脏灰。”一位韩姓村民说，“如果穿着白衬衫在村里转上一圈，衬衣上立马就会有许多黑点儿。”
本刊记者连续在该钢厂附近“蹲守”了3天，真切体会到了这些排污企业的“威力”露天工地上扬起滚滚灰尘，车间里不时有黄烟排出；向空中远远望去，高炉里冒出一股股黑烟，在大风的作用下飘散升腾，不断向下风向的村庄移动；空气中始终能闻到一股子铁锈的气味。
文安县新镇镇居民王翠霞告诉本刊记者，大雾天外出时，会被呛得出不来气。“我在这生活20多年了，近些年来，我们这里得癌症的明显多了。”
在北京周边，像这样的排污点绝不是少数。本刊记者顺着107国道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走访时，沿途不时可见一团团“黑雾”涌向天空。行至方顺桥镇时，一个冒着股股黑烟的烟囱映入记者的眼帘，走近才看到，这家工厂除烟囱冒烟外，旁边车间里还不断喷出“蘑菇云”似的浓烟，一古脑儿地向外围扩散。
在保定市的南市区、满城县和清苑县交界处，本刊记者看到这里分布着数个足球场大小、20多米深的大坑。上前询问后才知道，工人们在这里用废旧塑料炼柴油，一缕缕黑烟就从这里飘向天空。附近村民马海珠告诉记者，她家住在离大坑2里地远的村里，一遇到刮风天，满村子都是柴油味儿，村民在家都要捂着鼻子。
“一袋烟的工夫就能飘到北京”
小炼油厂、小炼铁厂、小加工厂，各类污染企业直排给空气带来的严重污染，直接损害了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也让与之接壤的北京受到严重影响。
满城县方顺桥镇一位陈姓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村里的企业大大小小有几百家。“这当然有污染了，而且随风到处吹，你看那冒的黑烟，一袋烟的工夫就能飘到北京。但是，不这样咱们村里人吃啥呢?”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大气部主任助理雷宇告诉本刊记者，根据季节、污染程度等不同情况，河北对北京的大气污染物区域贡献的常年平均值约为10%-30%。在特殊的气象条件下(如特定风向、风速)，河北工业污染源对北京的影响还会更大。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坐落在村子里的钢厂和各类小企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尽管也有一些村民对于企业排污感到气愤，但许多村民对于赚钱盖房子的愿望，仍然比治理污染更加迫切。“我们宁可吸着肮脏的空气，也要攒钱盖房买车。”不少村民对记者说。
消极心态值得关注
国家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可是为何一些地区的污染企业仍然“有恃无恐”，偷排直排现象屡禁不止？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发展理念仍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北京周边部分地区的消极心态，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文安县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京津冀的大气污染很复杂，既有北京的责任，也有周边地区包括文安县的责任。可文安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前几年承接了“污染”产业，到了这一任县委县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本谁来分担?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责任谁来承担?
这样的想法在当地有着相当的代表性。文安县和满城县的不少干部都认为，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如果不发展经济，既无法提高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交代”，也难以解决群众就业、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环保是一个花钱的产业，连‘肚皮’都没照顾好，哪还有多余的钱搞环保?”
为了治理大气污染，有关部门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空气污染治理的“区域联防联控”。但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周边一些地方的干部将治理本地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看作是“为北京服务”，并由此对治污抱有抵触情绪。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认为，如果不把PM2.5的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环首都区域的“联防联控”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北京大气治理迎拐点需“铁腕”施治
尽管自1998年以来，北京市连续采取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多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但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环首都区域大气污染却呈现出“复合性”、“区域性”等新特点，治理工作难度不断加大。
清华大学及北京市环保局最新数据显示，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北京多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2011年与1998年相比，二氧化硫下降77%，二氧化氮下降26%，可吸入颗粒物下降39%，一氧化碳下降58%；2012年北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指标均同比下降，并超额完成了年度减排任务。
近年来，北京市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实施绿色排放，截至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76%，万元GDP能耗达到0.43吨标准煤，为全国最低；在全国率先执行第五阶段机动车新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淘汰更新15.6万辆黄标车和60.1万辆国I、国II老旧机动车；30座远郊新城集中供热中心替代近千座小型、分散燃煤锅炉。2012年，北京市在能源消费总量增加84%的同时，燃煤消费量下降12%，优质能源比例达75%。
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环首都区域大气污染呈现出“复合性”、“区域性”等新特点：污染类型从原来的“煤烟型”向“燃煤烟气+汽车尾气”转变；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发生频率高、范围广、程度重，区域污染传输对北京重污染的形成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北京面临的另一个新挑战是二次污染问题凸显。除一次污染物外，不同污染源排放的多种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反应，形成酸雨、挥发性有机物等。次污染物，尤其在人口密集的环首都区域表现得更为严重。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介绍说，现阶段我国主要污染物减排的4项考核指标中，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考核指标未涵盖导致雾霾天气的各种大气污染物以及二次污染过程。“若要实现空气质量根本性好转，各种大气污染物可能都要在现有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排30%至50%。”
郝吉明说，在现有科技、法律、政策下，改善首都空气质量，逐步达到世卫组织环境空气质量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目标浓度指导值，基本实现城市和重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至少需要两代人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认为，美欧空气质量在完成工业化后历经半个多世纪治理才呈现好转，而我国在发展经济同时，要治理环境，面临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必须不遗余力，依靠“只争朝夕”的决心，才能推进大气防治有成效。
专家认为，参照欧美人均万元GDP与环境质量“拐点”的关系，我国最快也要在2020年以后才会出现“拐点”，而且前提是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坚定环境优先发展战略，痛下决心、“铁腕”施治，真正将决心、政策和各项措施落实到行动中。
三方面因素制约首都大气治理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空气环境质量改善面临着历史总量积累、现实发展需求及周边省市输送等因素制约，治理污染之路并不平坦。
“大块头”城市，污染“减肥”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北京已成为“大块头”城市：2000万常住人口、520万辆机动车、2300万吨燃煤、630万吨汽柴油消费、1.9亿平方米施工面积……同时，建材、石化、化工等企业排放着大量污染物。
北京的地理条件不利于空气污染治理。其地域面积62%为山区，而人口生存及发展所需的生产服务活动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生态系统对大气自净功能较弱，环境承载力不足，凡遇不利气象条件，能够容纳污染物的大气环境容量便急剧压缩减小，污染物排放量远超环境容量，最终造成严重污染。
减排“跑不赢”污染物增量。北京人口大量增加，直接带来能源的刚性需求。机动车、燃煤、工业污染和扬尘是北京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2012年，北京人口总量超过2000万，超出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800万以内的总体规划要求，人口密度过大导致中心城市污染排放集中；机动车虽然实行了摇号购买，但每年绝对增长量仍达到24万辆。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于建华说，北京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高，有的甚至是世界上最严标准，但基数太大，减排一直是在与增量“赛跑”。只有减排跑赢增量，空气环境质量才能有所改善。
首都空气要看周边“脸色”。据了解，京津冀区域燃煤总量一年超过3.5亿吨(北京占比不足7%)，二氧化硫排放强度8.5吨/平方公里，而全国均值仅为2.3吨。河北、天津等省市的外来输送约占北京PM2.5构成的20%，目前所采取的属地治理模式，对于北京来说，难以达到治本效果。
(新华网)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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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