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言：梦魇照进现实”作品展览

他的绘画艺术，以远离喧嚣现实的边缘姿态，通过冷静内省的思考，纯粹、虚置于看似混沌、饱和的灰色之中，赋予了人物、动物、植物、景致等形态的怪异与幽微，其作品的构成与色度混合的相互触碰，以及相对应的吸附，从而使隐藏在图像之中的意味跃然而出，具有穿越表象的非常规的视觉张力，呈现出一种不知所终的神秘、曲折语境。于是，幽闭，没有出路；潜隐，无法预期。如同无迹可循的午夜梦魇，无法摆脱的臆想，显示着他本身的经历、情感和记忆。或许画面缥缈的虚幻性和视觉的松弛感，正是他内在精神紧张、沉郁构成的创作具有了梦魇般的感觉。同时，黄立言的绘画也是一种还原，返还到了视觉艺术本身，重新接近创作与生存本源的行为之中。他保持了自由与开放的心态，拒绝复制形而下的生活图景。这种自由的舒展，甚至对绘画语言的挖掘与对油画粘性的迷恋，弥合了许多跳跃所产生的缝隙，成为他近年绘画创作的标识。可以说，黄立言是一位不见容于当下流行绘画样式的、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之一。他的绘画貌似有一种叙述性因素，画面中的人物与他所摄取的场景有着一种关联，仔细观察却发现，“他或他们”与黄立言营造的视域并不存在着情节的因果联系，带有不真实的存在和熟悉的陌生感。真实、含混、神秘之间的错位又有些荒诞与偏执——将梦魇般的体验、记忆与现实的扭曲在诡异的人物、动物或景观之中。具像的人物、动物、树木等等元素则隐喻、象征地显示着他难于名状的内心世界，仿佛昭示着他在现实喧嚣中的一种谴怀、忍耐、坚守、抵御和希望。

不同的人生与选择是他对艺术、对生活态度与性格所使然，他的这种疏离、边缘或另类，不是如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圆明园画家村、东村、宋庄为代表的一些“野生”艺术家的那种被迫的边缘与另类，而是一种自愿或主动地放弃和选择，而抵达介乎于其间的自由。他的绘画虽然利用了西方绘画的手法，但绝非是简单的挪用及延承，也没有对其采取中国艺术家现在惯常的颠覆、解构、反讽、戏谑等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而是在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过度泛政治化、社会学化、意识形态化的现实针对性中，在所谓“同心力”趋同趋势下与离心力的相互作用下，保持着个人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与表现。因为，在我看来，他所要求的艺术是不受外在社会现实制约而获得某种独立与自主。他的图式，通过静态的虚拟穿越了真实与虚置的二元对立，想象力使得时间/空间、人物／动物、自我／非自我之间出现了一种混杂的不确定作用，一种无法把握的冲突。也许“不确定性的冲突”对于黄立言来说，绝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具体而微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感受，显示了他的艺术跨出“似真性”之后，在一个新的语境中自由穿越的能力。这是他绘画艺术的特征，也是他艺术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与其他同代艺术家相比较的殊异之处。

黄立言似乎不在流行的备受关注之列，他的艺术就像一个白日梦中呓语的梦游者，讲述着非现实的寓言，喜欢的人沉湎于他荒诞的梦魇，看得懂的人带着秘而不宣的犯忌快感，组成黑暗联盟。他的绘画艺术是通过写实的语言方式，将现实、记忆与充斥于我们日常所见各种图像的局部碎片，如人物、动物、器物、景致、植物缠枝等等形象，进行穿插、拼合与叠加，呈现出油画语言的质感，以及神秘，混杂、曲折的语境。由此构成了他作品中荒诞不经的意味——貌似真实，甚至逼真，其实虚构。没有规律，无迹可循，既使你谙熟了画面其中的元素，他仍然能在暗夜里给予一击，并且成为你无法摆脱的梦境和由现实导致梦魇的纠缠。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对比、矛盾与悬疑，以及各种可能发生什么的想象空间。因此，在他的绘画图式结构中，碎片化之间有着一种纪实与虚构、移植与混合的视觉修辞，提供了一种直观而又别具一格的视角，促成了观者与作者之间超越现实的相互追问与对话。具体到黄立言作品乃至其创作的观念来说，他的艺术更多地带有一种超现实的、超验主义的神秘意味，甚至有些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换句话来说是表现现实的另一面或想象中的世界。因此，他的绘画艺术已不是线性的、井然有序的、合乎逻辑的，而是在人物精神变化的基础之上反映现实多样化的实验结构。在空间上更多的是一种想象的构成处理；在时间上是无序地打破了纪实的叙事性，具有更多的象征和隐喻特质及内涵，即追求内心的感受、理想和梦幻；在表现形式上是吸收、借鉴宗教和哲学的内容和场景气氛，强调个人的顿悟与觉知，发掘一些不寻常的题材，或将一些寻常的题材加以魔幻处理，体现出关照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诉求，或是比较含混、隐秘的某种深层的精神状态。使观者感受到的视觉图景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一种日常中能够看到的，但又好象在画面中包含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哲理——非现实的寓言化效果。并试图揭示我们现实生存环境的背后，在精神意识层面所面临的馄沌与困境。这种通过具象化的造型，以寓言化的话语方式来获得对现实人生更多更深的隐喻和辐射，充实和延伸了话语内在的意蕴。寓言式的类型表现，主要是指整个作品具有寓言性质，以夸张、比喻、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段而将现实寓言化，从而表达作者对特定对象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表现出连接现实和文化记忆的深刻寓意，而且哲理性突出，直接明确地指向现实境遇。这样的叙事策略无疑是睿智的，但对于艺术家的方式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作为一种寓言化的表现，它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艺术家在择选上，是否能与他所寄予的观念与语言自然地融为一体，使观者能够顺利地将思绪延展到寓言的层面上来。当然这是我看黄立言的绘画所生发出的感觉与揣度，未必与他的创造意识相吻合。不过艺术创造的主观设想与作品的效果总是存有距离，尤其是当作品最终作为一件文化产品与作者相脱离，任由其社会来评说的时候。

艺术有主流与边缘之分，其间的共生与对话需要边缘的声音。对话的前提是差异，而差异必然要求对话各方自身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的体现就是对艺术的态度和艺术创作的自主。因此，有主流就有边缘，边缘不断地干预和挑战主流与中心，这才不会使社会只有一种独白的声音，甚至作为复调的自身对话，在社会中才能集合众生的喧哗，构成艺术的多元化表达，从而包容思想的共生性歧义与文化内部的复杂运动。艺术又具有虚置的本质，艺术更像是梦境，与现实隔着一层。因此，创作者能发挥自己的情感倾向与内心隐秘，无需在与他人的真实关系中掩饰自己。人们通过进入虚构的图像而得以疏离现实世界的沉重。艺术也就成为社会现实之外的一块飞地，一片人类可以栖息的乐园。尤如黄立言在疏离的边缘中，或如本雅明将边缘化的文人比喻为“拾垃圾者”一般，在他的乐园里乐此不疲一样。

在愈显浮躁的或由艺术市场为主导的当代艺术光影中，黄立言的这种沉潜往复于画面的思考和努力，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了。当即时快感成为大众流行文化，乃至所谓艺术家所追逐的主要目标时，这种持久的反思与表现可能就是黄立言艺术存在的理由。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荒诞的世界里，那么表达这一荒诞处境的努力都是弥足珍贵的。既然浮生若梦，黄立言的绘画作为艺术家介入、表达他与社会和生存的一种言说方式，抑或意味着我们活着的现实依存，充满了潜在冲突、纠结和焦虑，我们无所归期而又无所归宿。那么，艺术家所提示的只能是让梦魇照进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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