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人物志·闻立鹏》——愚不可及

下雪了，雪后的八宝山显得更加肃穆庄严。

尽管儿子一再嘱咐不要出门、怕摔跤，但74岁的闻立鹏还是忍不住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60年过去了，经历了那么多岁月的风霜雨雪，父亲刚毅而坚定的神情不仅没有淡化，反而如眼前的石雕般，牢牢地镌刻在闻立鹏的脑海中。

父亲闻一多在世的时候，闻立鹏才14岁。所以闻立鹏说，“当时比较小，思想上的影响，什么方面的影响那还谈不到那么多。主要还是感情上的东西，小孩嘛，一个少年，基本上是父亲那种感情上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我对他、很亲昵他，但是并不理解他，后来逐渐年龄大一些了，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我本身也经历更多的复杂经历之后，慢慢对他理解更深一点。

我觉得还是他的人格的力量对我是最大的影响。美术方面也是有印象，但是那个还是属于熏陶，环境的熏陶，他没有很多具体的指导，像醒来，父亲叫儿子学画，没有，那个做不到，当时也没有这个条件。”

如果不做民主斗士，如果没有60年前那次著名的拍案而起，47岁的诗人、学者闻一多也会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尽管那个年代生活艰辛，大学教授微不足道的薪水很难养活一家老小，但多才多艺的闻一多也会靠自己勤劳的双手，为妻儿营造一个温暖的小窝。

抗战爆发，清华大学躲避战火迁徙到昆明的时候，为了贴补家用，闻一多教授曾经挂牌治印，两年多的时间里，一刀一刀地刻了600多方图章，平均每天都有一方精美的印章出自闻一多的手下。

闻立鹏回忆说：我老记得一个形象就是，半夜我醒来他还在刻图章，我都睡了一觉了，他还在刻，昆明图章很硬的一个石头的，用镶牙刻，披这个棉夹的那种的，长衫那样的，这个形成给我特别深，当时我觉得你看他每天这样的，那时候特别忙他实际上，还要教学，还要参加民主运动，由于他这个群众关系比较好，每天来得人不断，青年学生就坐在边上谈。

1946年6月，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的中国烽烟再起，国民党政府悍然掀起了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同时，对国统区内呼吁“反内战、反饥饿”的进步力量加紧了镇压，昆明因为聚集了大量躲避日寇的学校而成为民主运动的焦点。

7月11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遇刺身亡，紧接着，罪恶的枪口又对准了“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闻一多教授。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6年7月15日下午，就在回家的路上，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遭受枪击，倒在了血泊中，年仅47岁。

父亲的英年早逝，让和谐温暖的天伦之乐成为过去，1947年7月，年仅16岁的闻立鹏辗转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进入北方大学美术系，师从罗工柳、王式廓学习绘画，开始了革命大家庭的集体生活。

闻立鹏说：那天，我母亲当然很心疼了，我这么一个小孩，要到解放区，离开家了，给我准备了衣服，毛衣毯子什么的，反正准备得很充分的，还准备了好多这个带了维他命，现在的维生素，美国那种一小瓶，塞在我口袋了，不放心嘛。

过封锁线，进入快到进入解放军区之后，就基本上要大家步行走了，不能带任何东西，得扔得轻装，所以我就都扔了，就剩下一个小包。去的时候我不是因为喜欢画画吗4，我就带了一盒水彩，就是码头牌的水彩。12色，就那么大一点小盒的，什么都扔了我把这个舍不得，我还搁在口袋里，那么到了解放军区之后呢，他们别人那些同学都很大了。都20岁，十八九岁，我才不到16岁，那个时候比较小的，你也可能去工作，他们有一些人去工作了，有些人上学什么的，你那么小留着学习吧，学什么呢，我就说，我原来喜欢画画的，他们也看，他还带着一盒水彩了，说话他还是真喜欢画画。所以这样我就决定留在北方大学美术学院美术系。这样开始进入美术这个行业了。

一盒小小的水彩决定了闻立鹏的一生！

如同所有的烈士子女一样，闻立鹏在政府和国家的关怀下逐步成长，手中的画笔也一天天得心应手。

1963年，闻立鹏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毕业，毕业作品《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得到了画坛的认可，这对于一位32岁的艺术青年来讲，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尽管在此之前，闻立鹏已画过不少作品，但闻立鹏自己把这幅画定位为“处女作”，从此，青年画家闻立鹏在当代画坛立定了脚跟。

就在醉心于油画艺术的闻立鹏准备大展鸿图的时候，1964年，中国掀起了“社教运动”，在文艺界，运动的焦点集中在批判修正主义边缘化的问题上。

那就给文艺界文化界，不仅说美术界，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震动，但是闻立鹏那个思想，基本现在看起来都是一种错误的估计了，是一种左的东西，但是由于我当时那个地位，和当时这么多年受的教育，对那个是完全接受的，思想对啊，修正主义啦，当时也看到一些学生，当时觉得不太好的现象吧，什么修正主义啦，思想怎么怎么右啦，什么的，所以就接受这个观念，基本接受这个观念。

闻立鹏说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热情，他与两位同事一起给上级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美院的修正主义苗头，今天讲起这段往事，闻立鹏仍然为把徐悲鸿先生指作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懊悔，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想过这封信会有什么后果。

很快，中央美院被当做是专门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染缸，成为文艺界的重点批判对象，而老一辈画家千辛万苦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模特制度，也在康生的建议下被取消，这是令闻立鹏难以接受的。

闻立鹏说：“当时我们总的思想是左的，但是接受这些问题，我的思想不左，我没觉得说，画画，这个模特很需要，大家都觉得模特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呢？这个我倒没有那么左，因为我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东西，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几个人在这个之后呢，又写了一封信反应这个意见。”

如果说第一封信给闻立鹏带来的是表面的荣耀，那么，这第二封信不仅把烈士子女的光环打得粉碎，而且给风华正茂的闻立鹏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牢狱之灾！

现在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只要不外出，闻立鹏每天都要坚持在电脑前写点什么，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十年间，在油画创作之余，闻立鹏仍然完成了近90万字的美学专著。

时间对于这位老人来讲几乎就是一切！

从36岁到42岁，人生最宝贵的6年，都是在监狱和审查中度过。肉体的折磨尚在其次，闻立鹏说失去画笔就如同战士没有了枪，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但苦难也能教会人许多东西，当42岁的闻立鹏结束苦难的时候，尽管手已生疏，对画板也有些陌生，但他心中却激荡着一股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

1979年3月，报纸上登出了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的事迹报告，这成为点燃激情的导火索。

张志新和闻立鹏正好是人民大学同学，从外形上也很漂亮，一个美的东西，就这么摧残，所以闻立鹏就后来开始构思：把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真正的一种典型的，所以要从美的方面来表现她。

这是闻立鹏在结束动乱后创作的第一幅作品，距离《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的完成已过去了整整15年，15年只画了两幅画，但闻立鹏悲愤交加的情绪在作品中仍然表露无遗。

《大地的女儿》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大厅的正中，它给“纪念张志新烈士画展”增加了崇高、圣洁的气氛，把观众从对苦难的回忆和体验引向比苦难更为强烈的、对人格美、精神美的礼赞。

闻立鹏说：“因为当时真是感情很激动，画起来的，所以只画了两个礼拜，平时一张画要画很长时间的。我那从构思构图开始，都完成两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完成了，虽然现在看起来艺术上还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总的来看，反正是把我心里话说出来的，觉得还是比较能够比较安慰吧，对咱们张志新这一位烈士。”

著名美术评论家水天中先生这样评价道：“从《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中个体形象的写实和环境细节的省略，到《大地的女儿》中形象和时空的虚拟，反映了闻立鹏的绘画开始与通行的写实主义分流。他已感觉到，如实描绘生活，并不能充分表现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活动。造型艺术作品只能借助某种象征的形式，或者某种气氛的渲染来传达着一种精神。”

为了超越自己，闻立鹏开始在父亲的作品中寻找灵感，寻找在动荡的岁月中闻一多的作品能给许多知识分子带来力量和信心的原因所在。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的颜色？

闻立鹏说：“从我一学画开始我就下决心了，我说一旦我真能画画的时候，我要画一张爸爸，画一张他的像，要表现他，所以在我毕业的时候，就是在美院毕业的时候，我的构思就是画闻一多，但是那个没画成因为我提前毕业了，把我调去工作了我提前毕业了一直没有搞，一直在想这个事，也在酝酿怎么画他，越熟悉的人越难画，你要求高，我要画另外一个人我把他画像就行了，我觉得就已经满足了，可是画自己这么一个熟悉的父亲，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父亲可以说是，一定要给他画的能够把他精神体现出来，所以就越想画就越不敢画，特别难。”

“学人啐，请师啄”。如同鸡蛋将要孵化的时候，小鸡需从里面啐，而母鸡也要在外面啄，一啐一啄，只有机缘巧合，一个新的生命才能破壳而出！

就在闻立鹏沉浸在父亲的诗文里难以自拔的时候，一次偶然的青海之行让他找到了创作灵感。

闻立鹏有个老同学朱乃正在青海工作，于是闻立鹏我去了就找他，到他的画室去看。青海当时也很困难，老停电，所以天天点蜡烛，但青海蜡烛质量不高，都是一点都流油，就全流出来了。闻立鹏被眼前的情景所吸引了：那个桌上一根蜡烛点着、蜡油流的一塌糊涂那样的，就一个很美的造型挺好看的，红的。这不是艺术形象我吗？闻立鹏觉得很像他，所以很快就又画出来了。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是闻一多的内心写照，也是所有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写照。《红烛颂》在1979年10月第五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三等奖，并先后在香港、巴黎等地展出，让许多没有读过《红烛》诗的观众也从中领略到中国知识分子挚热的情感和顽强的斗志。

闻立鹏自己总结说“《红烛颂》的创作完成，再一次证明：如果说，生活、思想和技巧是艺术生命的三要素；那么，神情、凝意、炼形就是艺术创作的三个重要环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对于美术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1983年到1990年，闻立鹏连续两届担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主任，直到今天，年逾古稀的老画家还担任着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在笔耕之余，积极探索油画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方向，以及中国油画多样化的选择。

闻立鹏说：我也很喜欢诗，我也很喜欢画抒情的这种风景题材，但是画那个题材满足不了我这种要求，满足不了我一种很壮美的一种情绪。所以后来很自然的，并不是先有理论，而是先有实践，画的过程，我自然看山了，我就容易看他健壮这一方面，，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到南方去看小景也很美，但是我这个情绪满足不了。

到北方太行上，或者电影上看到那些大山那种感觉。我到黄山去，那块大石头，立马峰，叫做立马峰，是一整块石头，它给人的印象，和我这种感觉很吻合。所以我就慢慢的，我就在这个实践里头，创作过程里，在生活那种感受里我就发现，原来艺术美丽好像是两种都有的。有壮美，也有优美。有悲剧，有喜剧，也有什么什么东西，艺术很多。那么，每个人选择什么东西，或者他钟爱什么东西，那他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分不开的。

崇高壮美是父亲留给闻立鹏的精神财富，也是他对油画艺术的永恒追求。当沉默多年的中国油画终于迎来新世纪的井喷时，闻立鹏在欣喜之余，冷静地提出《夏天和仲夏夜的思考》，不断攀高的价格在促进中国油画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在考问着艺术家的良知！

闻立鹏：市场经济确实有好的、非常好的一方面，促进整个市场的繁荣，对画家来说也是，画家他懂得我的创作是一种劳动，这个劳动是有价值的，是被社会承认，而且变成物质财富，可以成功的。

但是如果你自己头脑不清醒的话，追着市场走了，特别是在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下了，市场能够买画的人，并不是一些很懂画的人，那这个当然和艺术标准有时候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反有时候它还是矛盾很大，落差很大的，很受欢迎的画，在我们看起来是很差的画。

我觉得这个时候，画家自己要清醒，不能完全跟它走，所谓市场是看不见的一只手，那手很厉害的，跟它走的话能决定你的一生的，甚至是！

英雄主义在今天似乎是一个不断暗淡的主题，但闻立鹏并不想放弃自己的选择，曾有画商劝闻立鹏迎合市场，利用自己扎实的基本功，多画一些细腻写实的作品，都被闻立鹏委婉地谢绝了，他说小桥流水不是不好，但不能满足自己的情感抒发，坚持崇高壮美的风格既是对父亲的追思，更是对艺术的忠诚！

闻立鹏：这几年我整理他的这些美术作品，也整理他的图章就发现一个没有刻好的图章，就是这个上面他已经写了，他拿毛笔画好，都写好了准备拿刀子刻，这个图章放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写了还没雕，所以我一直收集他的东西，我没有，这一图章搁在一边，我没注意。

有一天我拿起来一看，我把他放在镜子上，他写的反的，镜子一看才看出几个字，其愚不可及，傻啊遇啊其愚不及，写这个几个字，这几个字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写这个，肯定不会是给别人写的，送朋友不可能送这个，他自己甘当这样的，我就是很傻，我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不理解这个，当时我还是不完全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查各种他的新建资料，他在给学生讲屈原的时候，做记录现在也发表了，就是他介绍屈原的时候，讲到这个事情，讲到这个话，他说和屈原当时在一起的，有很多文化人，他说有一个是重生不重己，有一个是重己不重生。

屈原是重己不重生的，是愚不可及，那个是重生不重己的是智不可及，那个人非常聪明，屈原实际上选择，他的生命，灵魂比生命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在生和死之间，他宁可选择死，他也不能把我这个人的人格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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