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主妇”导演王一淳开放结局带来更多反思）
导演王一淳。
京华时报10月31日报道 小成本故事片《黑处有什么》自10月14日上映以来获得了业内影评人一片好评，姜文、刁亦男、曹保平、李玉、陈德森等名导也曾纷纷力挺这部影片。目前影片票房达到了669万元，和导演王一淳期待的800万到1000万元票房已很接近。对于一部小成本影片来说，成绩很可观。近日影片导演王一淳接受本报专访，讲述了这部投资300万元影片幕后的故事。王一淳坦言拍这部片最大的困难其实是心态上相信这事儿能成。她感慨道：“我很幸运，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完全凭着热爱和本能走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梦就去追求。”
拍摄的初衷“爸爸去世给我触动特别大”
《黑处有什么》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原飞机厂家属区内，接连发生的强奸杀人案让百姓人心惶惶。初二中等生曲靖的爸爸和老留级生张雪的爸爸一起办这起案件。“凶手”被张雪爸爸抓到，但相同的杀人案再次发生，张雪也不知去向。
谈及影片的拍摄缘起，导演王一淳透露，最早是2002年父亲突然去世，“（这）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就想写点东西回望一下我们一起度过的90年代。”对于王一淳来说，她本人真正想描述的其实是少女的成长，“暴力犯罪是终极形式的简单粗暴，缺少爱的教育正是开出恶之花的土壤。”
影片中的家庭关系令人印象深刻，王一淳称片中不少细节取材于自己生活和回忆，也有自己和父亲相处的影子，“我爸的性格和片中的爸爸很像，那种小知识分子的愤怒、清高他身上都有，和所有人的关系都处得别别扭扭，包括和我。我一度和片中那个张雪一样怀疑人为什么要有爸爸，看看猪狗羊兔子，哪个都不知道爸爸是谁。但因为我们身上又有太多相似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能理解他，可惜他已经不在了。”
主妇的“逆袭”打磨剧本耗时10年
2002年起，王一淳开始写《黑处有什么》，磨了十年的剧本，2014年左右影片开拍。中间这12年里，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故事的重心也变化了好几次。2014年，她在做生意的丈夫的支持下，以300万元资金“自费”去拍摄这个故事。从筹备到拍完耗时两个月，实际拍摄30天。拍完一看自己的作品没调过色、没收过音，就像拿手机拍的一样“粗糙”。当时王一淳曾陷入绝望，片子就尘封了近一年。谈及做这部电影面临的最大困难，王一淳坦言是心态上相信这事儿能成，“让自己相信，让别人相信，包括让自己团队的人相信。”
导演王一淳多次称自己这段拍片经历是“家庭主妇的逆袭”。作为非科班出身，也从未有过电影创作经验的人，王一淳身兼编剧、导演数职，从投入拍摄到上映，历经两年影片终于在院线上映。她感慨道：“我很幸运，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完全凭着热爱和本能走到这里，希望大家有梦就去追求。”影片自10月14日上映以来获得了业内一片好评，票房目前也达到了669万元，和王一淳期待的800万元票房已很接近，对于一部小成本影片来说，成绩可喜。
王一淳喜欢韩国电影，她称很喜欢黑色冷峻的风格，“像罗泓轸、奉俊浩、朴赞郁的片子，我都会反复看。”因而，也有人说《黑处有什么》是中国版《杀人回忆》。但王一淳却不这么认为，“我个人确实非常喜欢《杀人回忆》，但限于各方面的条件，中国暂时还不可能拍出一部真正的《杀人回忆》。《黑处有什么》通过女孩黑漆漆的大眼睛，全面地展示了1991年一个封闭的国有大工厂里的人情世故，可以说是一个浓缩了的中国社会。每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能通过本片唤起对那个时代的回忆，美好的和不美好的。至于案件本身，倒更像是一个片中所有矛盾长到极致后的必然结果。所以，如果一定要和《杀人回忆》作比较，《黑处有什么》拍的其实是长出《杀人回忆》这样一个故事的民间土壤。”
获奖后心态所有的结果都是惊喜
《黑处有什么》此前在电影节多次获奖，成为它能获得发行方合瑞影业青睐，最终在院线顺利上映的基石。2015年，王一淳便以这部影片在First青年影展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当时电影展主席姜文给予的评价是：“少有的那么沉着、那么坏、那么荒诞的作品。”《白日焰火》导演刁亦男也评价影片“气息很准确，在影片营造的场景气氛下跟观看者的记忆发生了化学反应”。此后该片又相继入选第66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并在纽约亚洲电影节、澳大利亚悉尼电影节等十余个国际电影节崭露头角。谈及这些荣誉，王一淳直言意外，一开始并没有定什么太宏大的目标，“（我）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所有的结果都是惊喜。”
一路走来，王一淳坦言自己心态还是有变化，“之前我只是想着这个（《黑处有什么》）写完拍完就完了，一来想表达的也表达了，二来我也证明了除了带孩子我还能干别的。这么费劲的事我再也不弄了，但现在已经在为第二个剧本焦虑了。”
□对话王一淳
下一部作品仍是犯罪题材
京华时报：影片中夹杂了各地方言，是有意模糊事件的地理位置还是那个环境下的时代特色？
王一淳：影片的背景是一个1990年初的国有大工厂。那个时候的很多大工厂都是全国各地调来的人共建的，比如我长大的那个工厂家属区，从空气中飘过来的饭香就能判断出哪个小朋友要被喊回家吃饭了。
京华时报：影片结束时是一个开放结局，这样的设置有什么深意吗？
王一淳：一方面，这是忠于生活本身的一种处理，现实生活中确实很多事纵然你万般努力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许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凶手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反思。
京华时报：公映的版本和最初的版本听说有一些删减？是哪些地方？
王一淳：结尾上字幕没有办法，要求修改的标准就是案子得破，人不能抓错。删掉的戏就是小混混赵飞的悲剧性结尾。原来版本片长100分钟，删完不到90分钟了，我觉得太短，就从原始素材中又找了一些，例如教导主任偷瓜。
京华时报：你去了很多国外电影节，国外的观众是否能理解你的影片隐喻的一些东西？
王一淳：还是挺不一样的，国内观众更多的是共鸣，国外观众更多的是猎奇，老外理解起来确实有一些硬的障碍。比如他们都不知道赖宁是谁，“向赖宁学习”这事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怎样的记忆。还有因为片子小女孩跟父母拌嘴时说“我就知道我不是你们亲生的”，而妈妈的话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于是就有外国观众问，这样的父母既不相爱，也不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孩子，她不是亲生的。我也是无从答起了。
京华时报：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你的心态上有何变化，对于女儿教育方式呢？
王一淳：我基本上就是一个陪伴者，必要的时候给她一点引导。结果却是她特别听我的话，我说什么她都深信不疑，完全看不到一点叛逆的迹象，和我小时候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京华时报：你提到要拍下一部作品，会是什么类型？
王一淳：在写，但也很慢。应该还是和犯罪有关，普通人犯罪。有感于现在生活压力大，普通人也会在某个时间节点离犯罪很近。
京华时报记者高宇飞
本文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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