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山村，陈家老二陈仁武与薛水莲举行婚礼，亲友们闹新房，笑声盈盈，喜气洋洋。但新婚过后，大家庭里不断发生纠纷。大嫂强英见水莲穿着涤纶绸裤子，要丈夫仁文也给她做一条。没过几天，偏巧小姑子仁芳的男友龙刚送给仁芳一块涤纶裤料，强英不知底细，责怪婆婆偏心。婆婆只得借钱为儿媳买裤料，水莲得知后，便拿出自己绣花赚的钱给嫂子买了裤料 。强英得到了裤料，以为闹到了好处 ，更加逞起强来，指桑骂槐地辱骂仁芳，仁芳反唇相讥。强英越闹越凶，最后逼着仁文分了家，婆婆跟老二家过，爷爷跟老大家过，婆婆被气得晕倒住了院。
强英心犹不足，与多嘴的邻居“呱呱鸟”串通一气，企图拔掉眼中钉，让仁芳远嫁他乡，险些拆散了仁芳和龙刚这对情侣。强英躲着给一家人吃饺子，爷爷抢场回来，却给他吃窝窝头，孙女小花把妈妈藏起来的饺子端出来给爷爷吃，爷爷气愤异常，抱起被子走了。仁文忍无可忍，打了强英，强英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强英娘更是怂恿女儿继续吵闹。水莲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强英住在娘家，因思念孩子深夜赶回家，看到自己养的猪喂得饱饱的，两个孩子亲热地围在婆婆身边，水莲还在帮她赶制耽搁了的加工活，她不禁羞愧万分，并赶到场院向爷爷承认错误。一家四代，重又过上了幸福宁静的生活。
1980年初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诸如养老等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1981年赵焕章执导《喜盈门》以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矛盾为主要内容，反映了家庭中几代人的喜怒哀乐和道德情操，很好地体现出当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旧有经济体制瓦解，新体制建立时家庭生活的现状。这是新中国建国30年后第一次将矛盾集中在家庭内部，而不是像之前的电影那样将矛盾集中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伦理电影。《喜盈门》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其长时间以来成为中国色彩纯正的农村题材电影代表，也是赵焕章导演独立执导完成的第一部电影和其“农村三部曲”的开端作品。这部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在当时创下了国内拷贝发行数和观众人次的纪录，位列当年的票房冠军。并于1982年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荣誉奖、最佳音乐奖（杨绍），第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
《喜盈门》的主题是与八十年代初我国对农村的主要政策和宣传方向并行不悖的，可以说，导演赵焕章牢牢抓住了当时社会型态的时代性、生活气息和观众心理。历经十年文革浩劫洗礼后，严酷的阶级斗争终于完结，在改革开放和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政策春风感召下，农村经济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阻碍其发展、严重导致农业衰落的集体化运动和合作社制度开始崩塌，国家对农民强调勤劳富裕思想、鼓励人们发家致富。当时，中国农村的发展速度极为惊人。农民脸上开始绽露了久违的真心笑容。从而，“喜剧形式”和“致富主题”就成为八十年代初农村社会文化心理的艺术诉求。这部影片因为制作组人员一直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农村土地田头，所以精心创作出来的作品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在细节营造和对白设置上具有来源于真实生活的喜感，显得清新、浓郁、幽默，有别于之前阴郁的“伤痕电影”和“反特电影”等。该片内核围绕着“致富/经济问题”将一个四世同堂农村之家演绎的故事为广大观众所热衷。在农村劳动生活场景的展现中：无论是仁文的兽医技术、仁武的看管田地、龙刚的会计算帐、仁芳的开拖拉机，还是强英和水莲喂猪养兔、衣服加工、收割庄稼，甚至高龄的爷爷也都投入到抢场的生产劳动中，都通过不同侧面、不同分工、不同代际之间同时“踊跃挣工分”的目的来呈现“致富/经济问题”的题旨重要。而剧作上的矛盾冲突点：涤纶裤料的归属、分家、养老问题也无不是紧扣这一母题。相对的反面人物角色长媳强英挑选赡养老人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还能创造经济价值，而正面形象二儿媳水莲也是确立于经济问题上的隐忍。《喜盈门》所代表的新时期中国电影创作中，伦理道德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终于得以回归，不再是文革式强调阶级划分的群体解决，而是用通行的道德价值观进行评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影片从而顺利的导向了分家到复合，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欢聚（喜剧）吃饺子（交子—富裕的象征）的团圆结局。几乎完美呼应了时代观众的内心诉求。
导演赵焕章在强调乡土色彩的戏剧写实下，也在片中适时运用了增强喜剧感和外化人物梦境与内心的电影特技手段：强英的梦境中出现了叠化、变形、夸张等镜头展现，这其实也是与当时中国电影整体极力突出强调各种本体特技艺术手段的风潮保持一致。而它歌颂新农村集体致富式的喜剧形态更与之后第五代导演群体借用农村影像去重构中国民俗神话、利用“原始激情”去书写农村土地的荒芜贫瘠和生态沉重，以进行哲学思辨及历史批判有着泾渭分明的区隔。这也是不同代际中国导演不同影像意识追求的对比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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