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独家报道（文/第五铁峰 张秀琼）“终于在一片紧张、慌乱中又结束了一届电影节”，这是一位多年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媒体记者在闭幕式之后的感叹，在他看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对他来说似乎成了工作采访中的“鸡肋”，“它是一个国际电影节摆在那里，起码在国内来说还是一件电影界的大事，作为电影记者你不可能不去采访，可是要真的去报道的话又提不起多大的精神，具有报道价值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多少，电影质量一般、明星匮乏、组织工作混乱，这些问题似乎一直就没有得到大的改观”。
这样的抱怨其实不仅仅是来自媒体的记者，对于很多参加过上海电影节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共同的体验。一位连续多年参加上海电影节的发行商，甚至在几年前还在问卷调查上写下了：“上海电影节是我参加过的国际A类电影节里组织最混乱的”这样的评语。
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迎来第二个十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到底该何去何从，要如何摆脱之前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尴尬和问题，进入到更好更快发展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值得包括主办方在内的更多相关业界人士思考的问题。
电影交易市场形同虚设主竞赛单元影片质量遭质疑
作为国际A类电影节，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入围金爵奖的影片质量不高，总是成为很多业内人士和媒体诟病问题之一。与戛纳、威尼斯、柏林，甚至是近邻东京、釜山举办的国际电影节相比，上海国际电影节在竞赛单元影片的质量和导演知名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就拿这一届来说吧，入围竞赛单元的16部影片中，除了法国新锐导演塞德里克·克拉皮什外，其他的导演和他们的影片几乎闻所未闻，甚至连处女作都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量，这样的影片在柏林最多也就只能参加个青年导演论坛之类的单元吧。”一位来自南方某媒体的记者对于金爵入围影片有着颇多抱怨。
其实对于这样的质疑声在电影节开幕的发布会上，就已经被很多媒体记者提到了桌面上，作为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只好暂替电影节主办方对这些质疑声买单，他说：“对于年轻导演来说，没有很大的知名度，不代表作品不优秀，有这样的一个电影节展示他们的作品给观众，这也是电影节的功能。”
相信王家卫自己说这些话时候的底气也会不足，因为明眼人谁都看得出他的这番话存在着明显的逻辑问题，诚然电影节可以有给新导演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但是除非你够优秀可以和大师正面较量，否则作为新导演也许更适合他们影片的展示舞台应该是其他类型的竞赛单元或者展映单元才对。
况且这些影片到底是不是优秀，从电影节观众和媒体的态度也是很明显就可以看的出来的。在整个竞赛单元的影片的放映过程中，除了法国导演塞德里克·克拉皮的影片《巴黎》影厅上座率超过了六成外，其他所有场次的上座率均不足三成，诺大一个电影厅里总是只有寥寥数十人。
对于上海电影节竞赛单元影片质量总是差强人意的现状，一位电影节选片人员在接受某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称这正是上海电影节遭遇到的“A类尴尬”，换句话说这正是上海电影节自身定位造成的问题。因为所有国际A类电影节都有规定，一部影片只能参加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的竞赛单元，也就是说，接下来你还可以去B类电影节参赛，但不能再去A类电影节，所以对于任何导演来说制作一部影片之后，戛纳、威尼斯或者柏林电影节一定是他们首先瞄准的对象，挤破头也要想办法送去参赛，最后留给上海电影节的影片质量当然不会再有多少成色好点的。
一位参加过很多国际电影节的国际发行人也透露，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也对上海电影节竞赛单元选片来说是一个紧箍咒。“我们现在不仅是进口影片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的审查，即便是参赛电影节的影片也需要有主管部门的审查，这点和其他国际电影节是完全不同的，国外的电影节选片人的权力是很大的，他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可以决定影片是否入围，但是上海电影节的选片人则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力。”
著名画家陈丹青在今年的电影节“主席论坛”中更是直接抨击中国电影和上海电影节的现实瓶颈，“性、欲望、暴力等禁拍题材才是电影真正的灵魂，这些元素都是正视普通市民的生活，正视大马路上的生活的结果。”
对此甚至有人呼吁，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能否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稍微宽松一些，让更多优秀的电影可以纳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视野中来，这位国际发行人说：“假如你在戛纳看到的是国际电影精英聚会的话，那么你在柏林看到的应该就是一群最高级的影迷的狂欢。要知道电影节期间的观众都不是一般的影院观众，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电影有自己的品味和理解，对于电影节的期待当然是看到好的电影，起码是不同的电影。”
主竞赛单元影片放映和主创见面等的活动组织也存在也太过业余的现象。按照上海电影节的安排，每场竞赛片放映前都会有影片主创和观众见面交流活动。但是令很多人不满意的是主持人的业余表现和环节设置的简陋。“那个主持人显然就是个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对要主持的影片显然就没什么了解，问的问题每场都是那么老三样，先打招呼，再问来上海的感受，最后让主创介绍创作感受，最让人难受的是一定要逼迫外国的演员和导演用中文打招呼，夸奖上海有多漂亮。”一位连续看了三场竞赛片的本地观众对于主持人水平表示出了自己的不满，而最让他不满的是既然是见面会，为什么不再看完片后留给他们和主创交流的机会，“每次我都只能自己冲出影厅拉住导演聊几句，而这完全是可以在影厅里通过一些正式的环节完成的吧。”
电影交易市场形同虚设
“上海电影节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缺陷，那就是它的电影交易市场不跟电影节捆绑，这造成了它没有办法更加国际化”，资深国际发行人林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上海电影节虽然也有一个电影交易市场在做，但是影响力实在太有限了，实际产生的交易额之低也无法吸引世界各地的制片和发行公司前来参与的兴趣，这让这个电影交易市场形同虚设。
实际上，上海电影节不仅无法吸引到国际大制片公司的青睐，甚至连国内的一些大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也对其逐步丧失了兴趣。翻看今年上海电影节交易市场的资料名录就不难发现，今年的电影市场依旧是中国电影公司的天下，而且参展的有许多都是规模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小公司，一些在国内业界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公司都没有参展，前来参加电影市场的海外片商也是寥寥无几。
已经举办了11届的上海电影节在影片交易、投资引进和项目洽谈等方面的作为乏善可陈，实在没办法与让人把它称之为“国际电影节”。林密说：“电影节就是一个最大的名利场，宣传片子、买卖交易才是电影节的本质真正有价值。”虽然此话有失偏颇，但是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个重要的国际电影节来说，一定是需要影片和交易两手并重的，有任何一方面的短腿都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好的电影节，这一点对于综合性质的国际A类电影节则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国际电影节除了评奖颁奖环节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体现在它能为投资公司、台前幕后创作者、国际买家提供交易、合作和发展的平台，否则影片就算拿下多少奖项，它真正的价值也无法得到体现。
一位北京的参展商表示，对于上海国际电影节他们也就是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来的，基本每届也没抱着太大的希望，“像戛纳、威尼斯这样的电影节，我们都是老板带队去的，公司也很重视，因为那么真的是会有所收获的，不像在这里我们的东西摆上三天，连问的人都没几个。”
林密认为，造成上海国际电影节交易市场如此冷清的原因，除了主办方在操作上缺乏经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在电影节上交易的影片，并不能像国外电影节那样，双方一对眼就可以交易了，因为中国进口电影是有着严格的审查程序的，即便是产生了意向你也得先报批才行，最终这笔生意能不能做根本不是公司之间能够确定的。这样的话，有谁还会大老远飞过来仅仅是走个红地毯、开一两场无关痛痒的会议就走呢？”
因为电影交易市场的疲软，直接导致了电影节明星匮乏，特别是一个国际电影节却几乎看不到什么国际影人的身影，当你在看上海电影节的红地毯的时候，你甚至看不出它和金鸡百花电影节、华表奖，甚至是大学生电影节有什么区别。今年开幕之处的“国际影人论坛”请到的嘉宾竟然一水的华人明星，除了在好莱坞打拼过的章子怡和成龙还略微算的上跟国际沾点边，那陈坤和范冰冰呢？他们的国际性体现在哪里？
缺乏国际影人助阵一直是上海电影节一个不可提及的痛，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林密的分析也是一针见血，“这还是利益驱动的问题，戛纳电影节每年那么多大牌明星去，他们是去干什么了？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走一下红毯吗？显然不是，他们是去卖片子的。谁都知道戛纳电影节的交易市场是世界上最大、最成熟的电影交易市场，所以大家都会不惜大老远带着自己的明星去那里赚吆喝，目的还是为了卖自己的片子。可是上海电影节呢，它的交易量几乎为零，既然如此，那么这些大制片发行公司的人当然对这个市场没兴趣，更不会大费周章地把自己的明星拉过来宣传。”
组织服务工作混乱效率低下
去年上海电影节的头号人物，是导演李安。当时他在中外导演制片人论坛上直言：“感觉上海电影节乱哄哄的。”今年上海电影节的头号人物，是导演王家卫。他在金爵奖典礼上致辞时说：“上海电影节正处在非常年轻的阶段……”
无论是直接还是婉转，两位纵横国际影坛、出席了各大国际电影节的华人导演，都指出了11岁的上海电影节在影响力和组织秩序方面的不足。除了参加电影节的中外来宾，对这两方面体会最深的，当数近千名云集于上海、对电影节进行深入报道的媒体记者，而这些体会从电影节开始的第一天就不断被加深和强化着。
原定于6月14日开幕当天早上8：30放映的开幕影片《筑梦2008》，但是当天早上临开场前，记者们才收到电影节组委会发来的放映取消通知。对此电影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唐冰解释说，影片原定于开幕当晚放映，但是考虑到众多媒体有截稿时间，于是特意安排在14日上午加做一个媒体专场。但是14日上午，影片的拷贝没有如期到达，于是只能取消放映。电影节主办方对媒体的贴心安排却因为一点小意外而无法实现，这着实令人遗憾。“但是拷贝为何不能提早运送到上海？在细节上多加注意，与片方多加沟通，相信可以避免此类好心办错事的现象。毕竟对于服务这件事，被服务者永远注意到的是你体现出来的效果，而不会关心你在过程中的努力，”一位北京的记者对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表示十分惋惜。
随后的电影节举办过程中也不时遇到活动临时取消的现象，“本来按照电影节记者手册上的安排，21下午13：30分是要在上海影城举行上海影评人十佳影片颁奖研讨会的，因为记者手册上没有标明是在上海影城具体的哪个厅举办，所以我到了影城以后就到处打听，可是竟然没有人知道这个活动，直到快14点的时候，才有人告知我这个活动改到星美影城举行了，我非常气愤，就询问为什么该地方不通知，我得到的答复更加让我哭笑不得，他们的工作人员竟然是因为工作太忙了。”一位广州的女记者对电影节服务工作的混乱也深有体会。
这样混乱的组织工作也体现在一些细节的安排上，所有的记者并没有按照其工种在记者证上有所体现，所持证件都是一样的，一位细心的记者发现，在大会所配发给各类电影节参与人员的证件中，记者的所持有的“R”级别的证件所能使用的范围仅限于“电影交易市场”和“论坛”，换句话说，报道电影节的记者按照正常的规定很多电影节活动是没办法直接凭借证件直接通行的，甚至连观摩影片的权利都没有，这实际上对记者全面报道电影节是造成了影响。
即便是这个可以凭借证件直接进场的“论坛”，却在多场论坛举行的时候遭遇了所谓的“邀请函”事件，主办方短信通知要参加论坛的记者需要提前一天领取邀请函，方能参加次日的论坛活动，而且邀请函非常少，发完为止，这造成了绝大部分的记者没办法进场。
“其实，很多场次随便借一个证件或者没有证件也是可以想办法进去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证件上规定的这些场合是怎么确定的。”一位多年报道上海电影节的香港记者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而问题得以解决的方式也确实和这位香港记者描述的情形一样。
回到文章开头说的那个发行商的故事，虽然对于上海电影节存在的诸多问题，她曾经愤怒过，但回过头来，她还是一如既往地连续每年都参加上海电影节，因为在她看来对于上海电影节有再多的不满，但它毕竟是自己家门口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我们对它责之切是因为我们爱之深，我相信只要我们都能用实际行动去关心这个电影节，给它多提合理的建设性的意见，帮助它的发展，我相信上海电影节一定会发展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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