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值此迷影狂欢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了14年的一部以色列电影,名字为《教师》(הגננת),执导本作的是往届柏林金熊奖得主以色列导演那达夫·拉皮德。
电影的情节本身很好理解。女主妮拉是某个以色列幼儿园的幼师,她嗜诗如命。一天她注意到幼儿园里名叫波兰克的五岁男孩有诗人的天资,他经常会突然说“我有一首诗”而后开始一句一句地念出。在妮拉眼里那都是极好的诗,她甚至记录下来拿到诗歌爱好者沙龙去朗诵,在她看来,世界是黑暗,抹杀诗人的,诗人就是要“对抗世界的本性”。可后来,两件事的出现使得全片诗意和谐的氛围急转直下。首先是妮拉带着男孩去参加诗歌朗诵大赛却遭到全场观众的嘲讽,其次是妮拉和男孩之间奇妙的关系被男孩从商的父亲得知,父亲将男孩带离幼儿园并威胁老师要报警。妮拉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即她“绑架”了小男孩,因为她要带着诗人远离这个世界。接下来是本片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剧情,小男孩趁妮拉洗澡时,将妮拉反锁到厕所,用妮拉的手机报了警。全剧终。
在谈论“诗人”这个点之前,我想把韩国导演李沧东于2010年执导的电影《诗》拿过来比较一下。《诗》的主角是一个跟本作女主一样爱诗如命的老太太,哪怕电影里她的孙儿和别的问题孩童共同强奸一个女孩至死,她都似乎一致沉溺在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中。但与《教师》的女主一样,她参加沙龙,他参加诗歌创作班,这些都没有使她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或者说,在行为层面上创作出一首特别好的诗。最后,她终于开始正视了女孩经历的事情,她拜访了女孩的母亲,走过来女孩被强奸前的土地,并在最后叫警察带走了自己的孙儿。李沧东动人的镜头将老太太的背影化为了女孩的回眸(蒙太奇)。老太太的行为在最后一刻使得她在影像层面成为了饱满而神秘的电影人物,虽然可能与“诗人”完全不搭边,其行为更像是良心发现之人。
这点与《教师》是不同的。《教师》的最后,妮拉在厕所里指导男孩报警。在某种意义上,她找到了一条叫男孩逃离这个污浊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出名”。电影的结尾的镜头,是男孩的面部特写。
我们不难意识到,本次绑架事件会让男孩和他的诗公之于众,或许会令他成为以色列公认的新一代诗歌天才?谁知道呢。但这个行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一种“技巧性”的美感。好比一个犯人的完美犯罪,将犯罪做到极致的人,就不仅仅是“罪犯”,他会被私人侦探和同行评价为“艺术家”;将美食做到极致的人,就不仅仅是“厨子”,他会被顾客和美食界尊为“艺术家”;将对诗人的崇拜做到极致的人,就不仅仅是“爱诗之人”,她会被观众和后世尊为什么呢?妮娅的终局和小男孩的作诗机制有着相同的神秘感,但与《诗》中老太太的良心驱动似乎不同,这份神秘感和“行为艺术”驱使妮娅抵达了“诗”的本性。
以上是我对电影和电影作者的分析。然而,作为一个教育新闻从业者,我还想谈一个很小的点,虽然很小,但越思考越发觉有拿出来讨论的价值。那就是,诗人能不能被教育出来?
20世纪非常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马丁·海德格尔曾经在他的文章《诗人何为》这样写,【在贫困时代时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神之踪迹。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说神圣】。由此申发出一个论点,诗人是向世界之外探索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周围的世界已经日益为语言所建构和禁锢时,诗歌就是站立在语言之外的存在。这绕口的说辞再简单一点便是,写文字就好比下棋,大多数人都想把棋下的漂亮,可诗人却只想把棋子下到棋盘外。
片中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和镜头,妮拉为了弄明白这个五岁的孩子到底是如何作诗的,他让孩子和她一起蹲下,还补充这是小猫咪的视角。
第一个问题,显然很困难。我们可以获得猫咪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参照物获得对这个世界不同参差的观察,可那都是经验,我们在意识里汇聚了大量的经验,但诗歌是需要对这些经验加工的。在加工的同时,一个优秀的诗人往往会意识到自己所依凭的工具,例如语言、逻辑、前辈的影响等,而下一步呢,诗人需要努力打破这些依凭。但现代教育不一样,现代教育因为其系统化和专业化,往往会使一个人的“依凭”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摆脱。我们这些现代教育的产物,如何才能不带着任何观点、前理解和偏见“赤条条”地进入这个世界呢?人工干预也许能培养一位诗歌研究者,一位诗歌批评家,但诗人,无法被人工干预,甚至是影响其未来走势,我看都是难以办到,他不是职业,也不是爱好,是某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天职”。
第二个问题,假若我们想培养一个诗人,我们要如何获得孩子的视角呢?当一个五岁的孩子在你面前作诗,我们能做的,难道除了静观其变泰然处之外,真的能够加之以“教育”的工具吗?我们如何获得孩子的视角?我们如何引导孩子对世界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教育可以让孩子学会做一道题,可以让孩子背诵下来一首古诗,可以让孩子明白历史规律,但作诗这件事根本无从下手。因为这种事无法站在孩子的角度“对阵下药”。要编什么样的教材?读诗送诗背诗写诗应该如何安排?最疑惑的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究竟在这样的教育里能获得什么?假如哪天自己的孩子对我说,“爸爸,我这首诗写不出来,你能教教我吗?”那个荒谬和无力的程度,绝对不亚于他请教我任何一道奥利匹克数学大题。
很多电影批评文章指向了电影中这位妮拉老师的人格,说她假“爱诗”之名行娈童之事,这种分析我觉得也很在理。毕竟,这位导演的电影一直扎根在以色列的现实土壤,他的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这部名曰“教师”的电影按上述解法,完全可以说的通。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想,里面教师的“绑架”失败,不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对诗人的“教育”终不能成功的隐喻吗?她企图把小诗人带到纯洁之地,让小诗人不受世界本性的摧毁,这不就在最开始便埋下了某种终极矛盾的东西吗?我们要如何在给“诗人”灌输大量知识和教育之外,还保其本性,护其天赋呢?对诗人最大的教育和培养就是不教育不培养,任何企图强行拐走,培养诗人的行径都会失败。这大概便是【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
这给我们的启示正是,人作为万物之灵,有我们能培育的部分,自然也有教育无能为力的地方,过度的教育只会摧毁人,有的时候泰然处之静观其变或许更符合自然规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