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教平：大学章程的落位才只是开始

高校章程被视为大学“宪章”，它承载着大学精神、昭示着大学使命，对于回归大学本位，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和推进学校事业科学发展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大学章程还是社会法律与大学制度的衔接者，是大学联系政府、社会的中介平台。

曾几何时，大学章程在我国众多的大学中却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据统计，截至2011年，全国仅有26所 公办高校制定了章程，而这些章程由于无统一具体标准，不同程度地存在制定程序不合法、内容不科学、实施不到位等问题。大学章程的缺位造成了国家法律很难落 到实处，学校自主权难以真正落实，这才有过去经常出现的权力“放”与“收”的循环和近年来热议的高等学校“去行政化”之争。如今一校一章程的出现，无疑具 有里程碑意义。

自从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以来，关于大学章程的制定以及能否承担起其应有的功能一直备受关注。

有高校负责人坦言，制定大学章程必须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章程应规定学校专业如何设置、学科如何建设、人才如何培养、财务如何管理等核心问题。但目前的情况却是教育部决定着每一所学校的专业设置、学科建设、人才管理、财政大权。从去年11月率先公布的六所高校章程文本内容看，不同程度存在形式雷同、内容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未彰显大学精神和特点等问题，这也是备受公众诟病的所在。

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章程要突破困境，使其承载回归大学本位的使命，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限制政府管理大学内部事务；而是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关系，建立规范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机制；三是建立大学各权力主体自我约束机制，优化大学学术自由的环境。

通观欧美国家大学章程，我们会发现，大学的决策权归董事会、理事会；大学的行政权由校长行使；大学的学术权力由学术委员会、评议会、教授委员会行使。对政府的要求往往是经费投入、发展规划、质量评估等，政府对大学内部事务很少干涉。

当 然，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尽管按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制定的大学章程尚不能在实现大学自主办学上一步到位，但大学章程的颁布 无疑给了大学自主办学“有法可依”的依据，使大学回归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科学发展、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职能本位上有了可能。否则，如果连一部规 范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自身党委、行政、学术、社群系统等的关系的“法律”都没有，何谈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大学办学的归位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 学章程的落位才只是开始，只有到了大学章程不仅对高校产生约束作用，也对校内外的各个部门都能产生约束作用的时候，才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