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眼里，春游更是一件“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大事，“如果连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的契合都不敢追求，我们要培养的究竟是温室的花朵，还是搏击天空的鹰隼？”
可尽管大家都知道春游对于学生成长的意义和功用，一个“怕”字还是无情地将春天锁在了冰冷的课本上。
“现有法规对春游中学生的安全责任没有明确的划分和界定，一旦发生事故，学校几乎要负全责，校长承受不了、教师也担当不起。更忧心的是，‘安全考虑’还成为很多学校组织体育活动、校外实践的‘拦路虎’，在多方面直接阻碍了学生的正常成长发展。”储朝晖曾经去北京某示范幼儿园调研，让他吃惊的是，80个孩子的教室里没有跑动、追逐，甚至欢笑，只有一排排背好的小手，“不敢让孩子自由活动，因为动就可能有安全问题”。
在这样的教育语境下，“春游”更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出事的代名词——人人都在躲，即便有学校硬着头皮组织了，也必须承担“头顶的雷随时会炸”的风险。被一些部门和地方视作“法宝”的报告审批制度也因为这种“谁都不想担责任”的懒政而收效甚微，甚至形同虚设。
这次海南春游事故就是例证。据报道，此次出事的欣才小学并非第一次组织春游，可该小学此前却从来没有按照规定向当地主管部门进行过任何报备，原因正是“报了也批不了”。对此，澄迈县教科局书记曾德英表示，近年来“考虑到安全问题”，确实“基本上报的都没有批准”。而他的一句“偷偷去的也有”更是将教育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春游的潜规则暴露无遗。
记者随后查询得知，近年来，几乎每起春游事故发生后，都会引发当地的整顿与问责，并进而引起其他地方的连锁反应。但大多与此次海南事故一样，以紧急发文的形式表达关切，仅是强调“严格审批”“加强安全教育”，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某小学校长告诉记者，实际操作中，这种“严格”常被理解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逃避责任”，“说是‘严格’，其实就是‘封死’，教育部门更怕担责任。学校要是想去，出了事儿就自己担着，和上级没关系。但很多时候，一旦出了安全问题，即使办学成绩再好，也在考评中被一笔抹杀。谁还费力不讨好？”
“去年我去青岛，教育局长告诉我，他一年打了12场官司，大多涉及学生安全事故，场场败诉。”在孙云晓看来，事后的“亡羊补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这种安全事故中政府、学校与社会的权责边限，“安全事故不能由‘春游’埋单”，“板子也不能只打在学校身上”。
如何让春游既安全又丰富？
“每个人天天都面临安全问题，即便在家中烧水做饭，也会发生安全事故。是不是都不做了呢？相反，只有多做几次，知道怎样防止安全事故发生，才会让学生练就安全事故的防范技能。”储朝晖呼吁，切不可因安全事故就因噎废食。
那么，如何才能让春游既安全，又有趣？
孙云晓曾跟随日本的小学生一起亲身体验其集体出游，他认为有两大经验可以汲取，“一是把安全预案准备到极致，二是由政府为所有中小学生投保意外伤害险种”，“从交通工具、驾驶人员、出行地点的选择，到学生携带用品、临行前睡眠保证、沿途医疗点、随身医疗包，以及专业安全人员的配备，都非常周到，从预案上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在事后保障上，政府为所有学生投保，一旦发生意外，会有专业组织理赔，这样也把学校从‘怕纠纷’的心态中解放了出来。”
“建立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既能保证安全，又能满足学生校外活动的需要。”储朝晖强调，政府要尽快实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改变学校长期处于模糊的无限责任状态﹔尽快完善校内外的安全责任法律法规，细化明确学生、学校、家长等各方的安全责任边界﹔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应定位为安全检查的一个环节，学校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活动训练。此外，学校在每次活动之前要做好组织策划，并制定好相应的紧急预案，如选择正规的旅游公司、安全的旅行路线、细致排查安全隐患、为每位学生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增加陪护教师、组成学生安全小组等。
而在具体操作上，“策划细、分工准、应急全”成为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教师张滢总结的出游三要素，“策划上，每次出游前，我们都会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梳理和排查隐患，进行可行性设计和论证﹔监管上，人员配备上，采取定人定岗的策略，邀请家长、科任教师、保安等担任督导员并分配至各组，指导安全活动，及时化解隐患﹔应急上，要把药品、器械、工具、急救知识、应急人员、通信工具、联系方式、备用交通工具等预备齐，还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出游安全教育。”
在现有条件下，一些学校也开始了先人一步的尝试。张滢介绍，充分发挥家委会力量也会让班级出游更精彩，“我们会和家委会就出游地点、计划等进行合作。一方面，有了家长的加入，很多工作会更有人力保障、更周密，另一方面，这也是增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沟通的好方式。”（本报记者 邓 晖）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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