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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当年格鲁夫的卸任没有使英特尔迅速衰落,但此后的产业变迁表明,曾经的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企业始终走在前列。黄仁勋的离场同样不会决定英伟达未来的命运,但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AI产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其后续影响值得关注。
2026年11月,全球科技产业在短短一周内出现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11月12日,执掌英伟达33年的联合创始人黄仁勋被迫辞去公司总裁、CEO及董事职务,由首席财务官科莱特·克雷斯出任临时CEO,长期任董事的哈维·琼斯出任董事长。此前,围绕黄仁勋私人关系的报道及其引发的公司治理和国家安全争议,已使这位硅谷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家陷入舆论风波。
五天后,英伟达公布2027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营收达到惊人的1158亿美元,同比增长103%;数据中心业务收入1076亿美元,同比增长110%;新一代Vera Rubin NVL72计算平台开始出货。公司预计下一季度营收约1300亿美元。然而,尽管业绩创下新高,董事会仍明确表示不会重新聘任黄仁勋。一边是创纪录的业绩,一边是创始人的黯然离场,形成了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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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美国英伟达公司创始人黄仁勋在中国贸促会接受记者采访。(图源:新华社)
这一幕令人想起2010年惠普CEO马克·赫德的突然离职。当年8月,因个人行为引发公司治理争议,赫德辞去惠普董事长、总裁及CEO职务,由首席财务官凯茜·莱斯贾克临时接任。当时,赫德领导下的惠普正处于业绩持续增长时期,公司甚至在宣布其离职的同时上调了全年业绩预期。此后的惠普经历了管理层频繁更迭和多次战略调整,继任CEO李艾科上任不到一年便被撤换,公司后来又因收购Autonomy遭受巨额资产减值。惠普后来的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赫德离职,但惠普案例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即使是业绩辉煌的科技巨头,也可能因核心人物的意外离场而面临新的经营风险。
成功背后的路径依赖
1998年英特尔CEO安迪·格鲁夫的卸任,则给出了另一个启示。格鲁夫当年将CEO职位交给克雷格·贝瑞特,自己继续担任董事长。这是一次正常的管理层交接。英特尔此后多年保持行业领先,却逐渐错失移动计算的发展机遇,并在先进制程竞争中陷入困境。英特尔后来的困境同样不能简单归因于格鲁夫卸任,但企业发展的沉浮表明,技术和市场的领先地位,并不能保证企业始终掌握下一轮产业变革的引领权。
今天的英伟达同样面临这一考验。黄仁勋过去十余年的战略布局,将英伟达从图形处理芯片供应商转变为AI算力基础设施的核心企业。CUDA生态、GPU架构、软硬件协同以及与云服务商和AI企业的深度合作,共同构筑了英伟达今日的竞争壁垒。早年坚持投入CUDA,更体现了黄仁勋敢于押注长期技术趋势的战略判断力和坚持不懈的执行力。
但企业越成功,越容易形成对既有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依赖。当现有架构持续创造巨额利润,研发、人才和资本投入也容易围绕已有优势展开。
警惕AI产业的“格鲁夫时刻”
过去十余年,美国AI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技术生态。美国拥有领先的芯片设计、基础软件和风险资本,亚洲承担重要的先进制造、封装和供应链配套,全球市场则为技术应用和商业扩张提供需求。英伟达的成功,正是这种国际分工模式的集中体现。
然而,随着美国不断加强先进芯片出口管制,并将国家安全要求延伸至企业治理、供应链和技术合作,原有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英特尔当年面临的主要考验是如何适应计算技术的代际变化,那么今天美国AI产业还需要应对国家安全政策对技术选择、企业治理和全球市场的影响。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美国AI产业可能迎来自己的“格鲁夫时刻”,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美国AI产业可能面临维护技术优势与保持开放创新的两难处境。美国希望通过限制先进芯片和关键技术出口,延缓其他国家的技术追赶。短期内,出口管制或许有助于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但如果限制措施持续扩大,企业的海外市场和国际合作空间也将受到影响,长远来看可能损害美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其次,技术限制可能促使其他国家探索不同的AI发展路线。当前美国AI产业高度依赖先进GPU、大规模智算集群和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形成了以扩大算力规模推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但这未必是未来AI发展的唯一途径。对于难以获得先进芯片的国家和企业而言,算力限制可能促使其将更多资源投入模型压缩、算法优化、推理效率提升以及专用芯片开发,寻求以较低算力成本实现技术突破。长期的技术限制不仅难以封锁创新,反而可能加速催生出具备成本与能耗优势的替代性技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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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9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Anthropic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首次公开募股融资金额超810亿美元。(图源:新华社)
第三,科技企业的经营管理可能更加重视安全和风险防范。英伟达设立国家安全与出口管制监督委员会,反映出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应对政策风险。与此同时,新领导层可能会在经营决策中赋予金融风险更高权重。据《华尔街日报》11月19日报道,英伟达自2023年以来参与至少293笔投资与收购交易,投资组合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向购买其芯片的企业,形成了以资本投入支持客户采购、进而扩大自身销售的循环融资模式。在生成式AI爆发初期,这种模式在客观上培育了初创生态,分担了早期研发的流动性压力。然而,随着产业步入成熟期与资本回报考核期,缺乏真实终端商业闭环支撑的循环杠杆便逐渐显露出脆弱性。黄仁勋离任后,新管理层对相关投资和融资担保的态度已表现出转向审慎的倾向。风险管理固然必要,但如果企业将过多精力投入合规审查、风险隔离和维护既有市场,则可能对符合技术发展趋势但具有不确定性的技术投资和海外业务拓展趋于谨慎与保守。
第四,全球AI创新生态可能出现分层。AI技术进步离不开全球人才、资本、知识和市场的交流。如果先进算力、关键软件和技术合作越来越多地受到地缘政治限制,不同国家可能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技术体系和产业链。一部分国家继续依托美国的芯片、软件和云计算生态发展,另一部分国家则加快建立自主算力体系,寻求新的技术合作伙伴。这种分化可能增加重复投资和技术兼容成本,也会催生新的市场与合作网络。随着替代性技术不断成熟,美国企业在全球AI产业中的既有优势将会受到挑战。
“格鲁夫时刻”提出中美合作新课题
应对上述变化,中美AI合作需要在现有企业联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政府、产业和技术界共同参与的沟通机制。双方在技术竞争和政策取向上存在分歧,但仍有必要为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保留空间,防止科技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AI产业的分化与发展风险。
目前,双方已经开展了初步尝试。2026年9月,中美就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建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达成共识。11月深圳APEC峰会期间,中美领导人再就AI交换了意见。下一步,应推动有关共识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机制。
一是完善制度化沟通机制。双方可以建立政府部门、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常态化交流渠道,围绕重大AI安全事件、模型异常和关键基础设施运行风险,逐步形成信息通报、技术核实和应急沟通程序,减少因信息不畅引发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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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数字科技链展区所展出的机器人。(图源:新华社)
二是加强AI风险治理合作。中美在AI发展理念、监管方式和技术路线方面存在差异,短期内难以形成统一的治理体系,但可以在模型安全评估、可靠性测试、风险披露和人类监督等方面交流经验,先从共同关心的具体风险入手开展合作。
三是共同推动全球AI发展与应用。中美可以通过APEC、G20、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在安全可靠的AI基础设施、开源技术、人才培养和产业应用方面加强合作。2026年7月,APEC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已经提出加强安全可靠的AI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开源项目和促进能力建设,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基础。双方还可以在算力能效、智能制造、农业和灾害预警等领域寻找合作机会,让更多国家分享AI发展的经济收益。
回顾美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历史,赫德的离场并未立即改变惠普的经营业绩,却暴露出企业对管理层稳定性的依赖;格鲁夫的卸任也没有使英特尔迅速衰落,但此后的产业变迁表明,曾经的技术优势并不能保证企业始终走在前列。黄仁勋的离场同样不会决定英伟达未来的命运,但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AI产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其后续影响值得关注。
希望AI的“格鲁夫时刻”不会成为中美科技关系进一步封闭的起点,而是成为促使双方重新思考竞争与合作边界的重要时刻,并为AI产业持续发展保留必要的合作空间。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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