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导演滨口龙介的新片《All of a Sudden》时长约三个半小时,故事同样围绕一场舞台演出展开,但这一次,他把“谈话”本身变成了电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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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口龙介2021年凭《驾驶我的车》获得奥斯卡奖,那部近三小时的电影讲述一位戏剧导演在广岛排演《万尼亚舅舅》,让他终于在国际上获得迟来的关注。新片延续了他对语言的执着,片中的对话密度与思辨强度更上一层。
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巴黎郊外一家养老机构,名字叫“自由花园”,带着几分苦涩的反讽。机构负责人玛丽-露·方丹(维尔日妮·埃菲拉饰)正推动将照护方案改为一种名为“Humanitude”的方法,试图调动入住者的情绪与感知能力,哪怕他们已被失智症等状况削弱。但员工再培训并不顺利,有人抵触,有人威胁辞职。玛丽-露神经紧绷,她的副手、沉稳的奥利维耶(让-夏尔·克利谢饰)对此表示担忧。
为喘口气,玛丽-露去看了一场戏——由日本访客五郎(长塚京三饰)和玛丽(冈本多绪饰)带来的独角戏,日语演出配法语字幕,五郎在其中反思社会对待精神障碍者的方式,指向人性化照护与打破机构边界。演出后的问答环节,玛丽-露用日语提问,她后来透露自己拥有东京一所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玛丽同样用日语回应,在这场高蹈的哲学交谈中,玛丽说出了一件尚未公开的事:她已是癌症晚期,且已活过了医生预判的期限。当有观众要求玛丽翻译时,五郎出面阻止——他说,仅从两人说话的语调就该明白,她们在谈一件极其严肃的事。
这场公开的私密交谈之后,影片已被谈判与对峙、智识目的与个人热情交织的语言音乐填满。在养老机构里,“Humanitude”培训及其引发的冲突被长时间、细致地观察——更重要的是被聆听。滨口常把台词调度得像歌剧,赋予谈话独特的视觉身份。玛丽-露与玛丽在演出后碰面,两人沿着巴黎国家图书馆建筑群边缘的木栈道边走边聊,一个长而优雅的跟拍镜头记录下这一切。这个隐含学术气息的地点,为她们的对话提供了象征支撑,话题很快转向玛丽-露的人类学研究。
她解释说,自己在日本攻读硕士时研究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育率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她认为根源在于工作对闲暇时间的侵占。话音未落,玛丽-露接到养老机构电话,因人手告急被叫去上夜班。就在那一刻,她发出一个关键邀请:把闲暇的成果带进工作场所,请玛丽跟她一起去机构上夜班,好把对话继续下去。理由很充分——玛丽表面状况尚可,却已被警告可能“突然”恶化,在数月甚至数周内离世。
夜班的核心是一场长戏:在空荡的员工室里,曾在索邦大学攻读哲学的玛丽占下白板,即兴给玛丽-露上了一堂政治理论课。她从边界与排斥定义资本主义,提出其包容圈正在收缩,系统性崩溃因此逼近。这类总体性解释或许有缺陷,却催生出迷人而富有生产力的想法,也在宏观层面映照出玛丽-露经营机构的困境:如何重新想象系统,打破职业规范与情感生活之间的壁垒。后来玛丽健康状况下滑,玛丽-露请她搬进机构担任驻场艺术家,把戏剧中的技巧、练习与情感原则带给入住者和员工。结果被证明具有变革性,越过了“Humanitude”,进入人性化照护的新领域。
滨口为众多人物画出生动肖像,其中最突出的是沉稳、严峻的五郎,他是指尖都透着坚定的艺术家,也是养老院里一位举足轻重的访客。他的孙子、患有严重自闭症的智树活泼、外放,偶尔热情参与祖父的演出。资深护士索菲(玛丽·比内尔饰)是冷酷而娴熟的专业人士,也是“Humanitude”项目的主要反对者。几位年轻的活动组织者,包括达米安(罗曼·科塔尔饰)和瓦妮莎(埃洛伊兹·让雅德饰),试图把各自的人性化创新带进机构,比如让入住者和员工站到聚光灯下的集会。这些安排常引出家属间相互矛盾的回忆,有时会陡然变得充满敌意,却也挖掘出人物令人意外的侧面,哪怕对方已无法自己发声。
但滨口处理玛丽-露与玛丽的方式不同,这既反映他的美学前提,也暴露其局限。相识之初,两人向对方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你是谁?”然而她们谈得再多,也几乎没有回答。她们的对话缺少任何日常的触感,时而高蹈抽象,时而务实直白,就是没有闲聊的空间——没有朋友家人,没有书、音乐、电影、电视或新闻。这些省略不像偶然,更像一种艺术策略。玛丽-露的一间备用公寓近乎修道院斗室,她与所在街区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她对工作的全情投入与玛丽如出一辙,后者似乎同样无所牵绊、不为任何私事所累,仿佛这种抹除意味着更高的存在状态。两个女人被呈现为披着身体形式的纯粹心智,为把她们的联结称作柏拉图式爱情的习惯,给出了哲学上的具体性。
尽管智识热情与辩证强度十足,滨口这个关于理想友谊及其近乎乌托邦力量的故事,常常用美德替代了胆识。他的歌剧式方法在2015年超过五小时的《欢乐时光》中达到顶点,那是对四位女性长久友谊的 expansive 而私密的呈现;2023年的《邪恶不存在》则把对一个村庄社群的写实描绘推向执念的临界点。而《All of a Sudden》最终仍停留在戏剧惯例与现实节制的近侧;滨口描绘执念,比他让执念在影像中具身更为有力。现代电影的奠基性行动之一,是埃里克·侯麦1948年的文章《为了有声电影》,他在其中预见到一种专属于这项尚年轻的技术的新风格将诞生,带来“名副其实的先锋派”。滨口把自己那种谈话电影的风格系于一条道德化原则,却将它弯向了熟悉的传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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