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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调进街道派出所那天,老周正在省政协大院办门禁卡。同一年转岗,我往东城,他往西城,都在北京,隔了不到二十公里,此后十五年,我们再没见过面。前些天局里开大会,散场时有人在走廊里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他,头发比我还少,肚子比我还大,肩章上多了一颗星。旁边有人介绍,周处长,省政协办公厅的。他笑呵呵跟我握手,口吻像当年在营里查岗:“老李,还在一线呢?”我说是,还在一线。他点点头,没说别的,被人簇拥着走了。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刚领的基层警长聘书,纸挺硬,边角硌手。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去年秋天那顿饭。一个老战友孩子结婚,把同批转岗的都请了,坐了满满一桌。老周来得晚,穿件深灰夹克,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进门先跟主家握手,说恭喜恭喜,又把红包递过去,动作利落得像在办公室填报销单。席间大家聊各自近况,有人开饭馆,有人跑滴滴,有人还在分局当副所长。轮到老周,他说调行政处了,管采购,事杂,没多大意思。旁边人起哄说,管采购还得了,油水足啊。老周摆手笑:“就是给领导跑腿,说不上话。”然后他忽然转向我:“老李,你们派出所现在出警还带枪吗?”我说带,警棍也带。他点点头,说还是你们辛苦。那口气,像在视察工作。
散席时我跟他一块往外走,在饭店门口等代驾的工夫,他点了根烟,忽然说了句没头没尾的话:“老李,你知道我当年最怕什么吗?”我说怕啥。他说:“怕一进门就被人叫周科长,叫到我退休那天,还是周科长。”烟头在黑暗里亮了一下,又暗下去。我没说话。他弹了弹烟灰,又补一句:“其实现在也没好到哪儿去,处里四个副处长,我排第三。”说完自己先笑了,把烟掐灭在垃圾桶顶上的烟灰缸里,说走了走了,改天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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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问我聘书领了没。我说领了,在兜里。她掏出来看了看,说这纸挺好,能压箱底。我说嗯,压着吧。她炖了锅排骨,吃饭时又提起来:“你那个战友,是不是又升了?”我说是。她往我碗里夹了块排骨:“人家怎么那么顺呢。”我说不知道,可能门清。她说什么门清。我没解释,低头啃排骨。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老周,十年没主动打过电话的老周。我接了,他在那头笑呵呵地说:“老李,听说你们那边搞职级晋升了?你年限够了吧?”我说够了,指标少。他说:“那得抓紧啊,我认识你们分局老刘,要不要帮你打个招呼?”我说不用,排队呢。他顿了顿,说:“也是,你们基层事多,不容易。”我没接话。他又说:“改天聚聚,我请你。”我说行。挂了电话,老婆问谁啊。我说老周。她把碗往桌上一墩:“他请你?他请你你去吗?”我把最后一块排骨啃完,骨头扔进碟子里,说:“去啊,为啥不去。他请客,我出警。”老婆瞪了我一眼,去厨房盛汤了。
我坐在桌边没动,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屏幕还亮着,老周的电话号码停在那儿,一串数字,区号010。我看了半天,忽然觉得那串数字像营部大门口那部老电话,拨出去永远是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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