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的人均GDP都在1.2万美元上下,马来西亚不少家庭住着带院子的独栋或联排住宅,中国城市居民却大多住在高层公寓里。
两国收入差不多,居住形态却差别很大,这让不少人感到困惑。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但要先把前提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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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开统计,2024年马来西亚人均GDP约为11868美元,中国约为13306美元。按这一口径,中国还略高一些。
不过,人均GDP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平均到每个人身上有多少,它不是家庭实际能拿到手、能用来买房的收入。
世界银行在2025年12月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中比较各国住房负担时,用的就不是人均GDP,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每平方米房价。在讨论“住得起住不起”这个问题上,后一套口径更贴近普通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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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均GDP相同,就应该住得一样宽敞”这个推论,一开始就跳过了好几个环节:GDP里有多少转化成了居民收入,收入里又有多少能用于住房,房价本身又由什么决定。
即便收入完全相同,居住形态也未必一样,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的速度、规模和土地制度。
中国用二十年左右走完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约4.6亿,2020年已超过9亿,二十年里新增城镇人口超过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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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较短时间内让这么多人在城市安家,同时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高密度住宅是现实可行的办法。一块地能容纳更多家庭,地铁、公交、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也更容易集中覆盖。
新加坡就是一个参照。它的人均收入远高于中国和马来西亚,但大多数居民住在高层组屋里。
这说明住高层不代表穷,住别墅也不完全由收入决定,人口规模、可用土地和规划取向往往起着更大的作用。马来西亚城市化起步较早,总人口规模远小于中国,郊区低密度开发的空间相对充裕,历年积累下来的低层住宅存量自然更多。
两国的差别,更多是发展路径和国情的差别,而不是谁更会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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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网上常有人引用世界银行报告里“马来西亚每套住房117平方米”的数字,来证明马来西亚人住得大。
实际上,这是世界银行在马来西亚只公布每套成交价、没有每平方米价格的情况下,为了换算单价而采用的面积假设;泰国用的假设是98平方米。
这两个数字属于近似估算,不能当作两国居民的实际户均居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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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住不住别墅”,更有意义的问题是:普通家庭买一套房要付出多少年的收入。
世界银行用“购买一套60平方米住房需要多少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指标,比较了中国、泰国、韩国、日本和马来西亚2019年与2024年的情况。
它的结论有两层:一是房地产调整期间,中国房价相对家庭收入已经明显下降;二是与这几个亚洲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这一比值仍然偏高。世界银行据此认为,中国房价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但这属于机构的判断,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房价的调整已经体现在数据上。根据该报告,与2021年7月的峰值相比,中国新房价格下降了11.9%,二手房价格下降了20.2%;2025年10月,70个城市新房销售额比2021年峰值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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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出台的下调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放宽限购等措施,起初帮助稳定了市场,但效果随后有所减弱,原因主要是家庭对收入前景有顾虑,并预期房价可能继续下跌。
从住房负担的角度看,房价收入比回落本身有积极的一面:年轻人和新市民买房的门槛在降低。
中国家庭对住房的感受之所以更强烈,还因为房子承载了太多功能。世界银行引用的数据显示,2022年住房占中国家庭总资产的47%,是家庭最主要的资产,银行存款占23%,排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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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房价上涨、可选的投资渠道有限,加上对拥有住房的强烈偏好,使住房成为家庭储存财富的主要方式。
房价下行之后,家庭的应对方式是增加存款。2025年9月,中国家庭存款约16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22%,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5倍。
2023年,中国家庭储蓄率为可支配收入的31.3%,而OECD国家平均为5.4%。中国人民银行的城镇储户调查显示,2025年第二、三季度,分别有63.8%和62.3%的受访者倾向于“更多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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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家庭并不缺乏积累能力,也有很强的风险意识。问题在于,资产过度集中于住房,而养老金、保险、基金等长期金融工具还不够丰富。2022年,中国寿险深度略低于3%,可比经济体平均为4.5%。
讨论住房问题时,还要避免用平均数代表所有家庭。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每月只有223元,失业保险覆盖了47%的城镇职工,农民工的保障较少。
按每天8.30美元(2021年购买力平价)这一用于中高收入国家比较的标准,2024年中国仍有约15.2%的人口、约2.14亿人低于这一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按中国国家贫困标准,极端贫困已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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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人群来说,最迫切的需要是稳定的就业、可负担的租房或保障性住房,以及更完善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别墅。
由此来看,想让中国家庭住得更好,关键不在于模仿某一种住宅形态,而在于提高居民收入、降低住房负担、完善社会保障。
世界银行提出的建议包括:让房价进行更市场化的调整以消化库存,通过债务重组帮助有生存能力的开发商完成在建项目,把强制性养老保险扩大到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发展个人养老金和寿险等长期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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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产税,它的建议是在住房市场企稳之后,中期再考虑作为地方税源,这一建议附有明确的前提条件。
这些改革也牵涉地方财政。2025年前十个月,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7.4%,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正在被动减轻,这为财政和住房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契机。
在前景上,世界银行的基线预测是中国经济2026年增长4.4%、2027年增长4.2%,同时提示房地产可能进一步降温,是增长面临的下行风险之一。
两国人均GDP相近,居住形态却不同,背后是人口规模、城市化速度、土地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中国来说,房价回归合理水平、收入稳步提高、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才是让更多家庭住得起、住得好的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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