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年税收5.2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网上流传很广,很多人看到后会拿中国做比较。但需要先弄清楚,这5.2万亿美元是美国2025财年联邦层面的税收收入,其中包括社保税,并不是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税收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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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的税收体系是一步步形成的。建国之初,国会急需资金,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征税对象包括威士忌等商品,各州则征收财产税。美国最早的所得税是为了支付南北战争的开支而开征的,公司税和销售税则到20世纪初才出现。
到2025财年(美国财年从上一年10月1日到当年9月30日),美国联邦税收收入约为5.23万亿美元,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保工薪税、消费税和遗产税等。社保在美国统计为“社保税”,计入税收;中国的社保则属于社会保险费,单独编制预算。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国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为176363亿元,也就是约17.64万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不包括社保费、国有土地出让金和其他非税收入。按全年平均汇率计算,约合2.6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联邦税收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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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税收的规模和结构不同,但税收最主要的用途是一样的,都是筹集资金。在美国,这些钱用于军队,用于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保障项目,也用于道路、桥梁等公共开支。税收收得越多,政府越能在不大量借债的情况下增加支出。
税收还能用来塑造经济。它可以把收入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也可以让过热的经济降温。它还能影响人们的生活习惯,甚至可能有助于保护环境。征税的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两国收税的方式差别很大。美国联邦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排第一,社保工薪税排第二,两项合计接近八成,企业所得税只占10%左右。美国没有增值税,州和地方政府主要依靠销售税和房产税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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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学院大学的达里克·汉密尔顿教授是亨利·科恩经济学与城市政策讲席教授,还在该校主持一个研究种族、权力与政治经济学的机构。他说,作为普通人,他不一定喜欢交税;但作为经济学教授,他认为税收是政府手中最大的财政工具。
汉密尔顿认为,税收一定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可以用来鼓励各种事情。比如,有人把燃气炉换成电炉,或者对住房做绿色改造,政府就给予税收返还或补贴,这样能带来真正有利于环境的变化。
政府设置税收扣除项目,也是在做选择。扣除看起来只是报税表上的一项操作,其实政府已经设定了目的:让纳税人留下这部分钱,并把它花在政府希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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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项很有名的扣除,就是住房抵押贷款利息扣除,它鼓励人们买房而不是租房。很多美国人不仅自己住房子,还把房子当作储蓄和积累财富的方式,税法正是在鼓励这种做法。税法每调整一次,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
在美国,不同形式的收入交税的方式不同,同样是一美元,待遇也不一样。公司赚到的一美元,经过会计处理后可能完全不用交税。出售资产得到的资本利得,税率可能比较低。工资收入则不同,至少最后赚到的那部分,适用的税率相当高。
汉密尔顿认为,这说明税法能影响人们的行为,甚至会造成不平等。在他看来,税收反映了一个社会看重什么:工资和资本利得都能带来财政收入,对两者用不同的税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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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些人主要靠工资生活,另一些人更多靠股票分红等方式积累 财富。
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主要由企业缴纳。2025年,增值税收入68947亿元,企业所得税41304亿元,国内消费税16857亿元,个人所得税16187亿元,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额的9%左右。增值税虽然由企业缴纳,但会计入商品价格,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人们通常觉得税收是从自己口袋里拿钱,但对一部分人来说情况正好相反。税法也是政府直接给人们发钱的一种方式,政府可以决定把钱给谁,具体做法不同,结果也会差别很大。
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就是这样一种制度,NPR节目《金钱星球》曾在2013年专门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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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进税制的道理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假设买百吉饼要交10%的税,对高收入者来说也许无所谓,对低收入者来说影响就可能很大。累进税制就是让最没有能力纳税的人适用较低税率,让最有能力纳税的人适用较高税率。
这背后是“边际效用”的概念。效用指的是价值,“边际”指新增加的一个单位。边际效用就是每多一个单位,人们从中得到的价值会怎样变化。经济学入门课常用披萨举例:吃到第三、第四片时,再多吃一片带来的满足感就没有那么大了。
比较两国的税负,只看总额意义不大,更有参考价值的是宏观税负,也就是税收占GDP的比重。按常规口径计算,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约为15%,加上社保费约为20%。美国联邦税收约占GDP的17%,算上州和地方税收后接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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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还可以用来纠正“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指私人行为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而且这部分成本没有算进产品价格。
消费者之所以买得便宜,是因为价格没有反映产品造成的危害。庇古税的做法,就是把这部分社会成本加进价格,再让市场决定这样做是否值得。
说到还有什么东西应该征收庇古税,汉密尔顿举了垃圾邮件的例子。
他所在的地方当时刚举行过选举,他对大量电子和纸质垃圾邮件很反感,希望发送别人不想看的电子邮件不再是零成本,也希望对每天大批寄来、还得自己处理的广告邮件征税,因为这些东西对环境肯定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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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庇古税的思路,需要先算出垃圾邮件给整个社会造成的成本,比如人们花了多少时间处理它们,再把这部分成本加到发送费用里,然后把收上来的税用在替代方案上。
汉密尔顿建议把一部分税款用于回收,节目主持人罗伯特·史密斯则提议用于图书馆,让人们多读些有价值的东西。
税收收上来之后,两国的花钱方向也不一样。美国联邦支出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国防和国债利息,长期存在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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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政支出则较多投向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乡村振兴和养老保障。2025年,中国支持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减税降费及退税规模超过2.8万亿元。
回到开头的问题:美国2025财年联邦税收约5.2万亿美元,中国2025年全国税收收入为17.6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62万亿美元。两国的统计口径、税制结构、人口规模和支出方向都不一样,只比较总额很难说明谁的税负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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