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持续增加心理焦虑值
布莱恩·C·杰恩在“九步讯问法”基础上提出的“里德供述模型”中指出,对象选择供述的原因是对象无法承受继续撒谎导致的心理焦虑。其提出讯问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增加焦虑,二是降低对供述后果的感知。焦虑不仅容易引起对象身体机能的降低,而且会导致对象心理思维效能的降低,从而有助于在有限证据的运用下产生事实暴露的认知。
常规的增加对象心理焦虑的做法有以下几种。首先,揭露对象的谎言。对象对抗的基本手段就是撒谎,但是,撒谎本身就会导致内心焦虑,而撒谎被揭露则会导致更大的焦虑。根据撒谎的三种基本方式隐藏细节、添加细节、以副语言扭曲真相,相应地可以借助证据、情景设置、逻辑、设置伏笔矛盾,以及以微表情、副语言回应等攻击对象的谎言。其次,谈话室内的环境营造,包括有关物体和人员之间的空间距离、高低等,陌生的、封闭的、隔绝的谈话环境,会使对象的思维判断效能降低,进而导致对抗能力和对抗意愿削弱。再次,对对象行为的控制。如宣布有关谈话纪律、对对象谈话期间的言行提要求,约束对象随意性的肢体细微动作,并强化对象作为被谈话者的心理角色状态。最后,注意持续增加焦虑值,确保对象的心理焦虑呈波浪升高状态,并维持在一定的高点。对象违纪违法之后会产生较大的心理焦虑,因一段时间未案发而逐渐适应这种心理焦虑,此后实施新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并产生新的心理焦虑,如此往复循环,如同一条波浪线一样。在接受审查调查或意识到被审查调查后,对象的焦虑值会瞬间增加。实践中,有的谈话人员在尚未涉及主要问题时,在谈话之初随意地东拉西扯,盲目地给对象降低心理压力和焦虑值,这无益于谈话。
二、构建信任与互动关系
谈话是谈话人员与对象之间的互动过程,也是谈话双方力量对比的过程。基于信息沟通的基本理论,谈话由三个环节组成:一是谈话人员有针对性地产生并发出信息;二是信息在特定环境中有效传递;三是对象接收、接受、作用并反馈信息。此后,反馈信息从对象处发出、传递,谈话人员接收、分析信息,如此循环往复。
一是谈话人员制造并发出信息。要求谈话人员能够“制造”信息,形成自己的表情包、工具库、“弹药库”,从而能够针对对象的特定心理活动状态发出信息,能够为对象提供“可靠”且“有价值”的信息,能够合理地满足处于信息封闭隔绝状态下的对象对于信息的全面需求。对此,谈话人员要对特定领域的知识了解得十分透彻,对于党章党规党纪国法、党的方针政策、领导重要讲话、时政新闻、纪法案例等均能够融会贯通;对于案情能娓娓道来、条分缕析地分析;对于案件走向、对象需要承担的纪法责任后果能理性地进行分析研判。
二是信息在环境中的有效传递。信息在时空中传递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流失。要求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流失量最小化,亦即谈话人员有意发出的信息能够最大量地传递到对象处。确保信息有效传递,除了借助道具等传递媒介之外,还可以借助模糊语言、侦查提取式语言等更具技巧性的语言载体、微表情动作及安静、光线柔和、空间适当的特定谈话环境。
三是对象接收、接受并反馈信息。在尚未建立信任关系之前,对象对于谈话人员传递信息的态度是堵塞信息通道不听、逆向过滤、不作出反应。认为谈话人员的行为会使自己利益受损或从自己处获得利益,因而自己应该对抗。同时,认为自己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对抗。因此,谈话人员必须通过施加影响、建立信任等方法削弱对象的对抗意志、动摇对象的对抗心理。
三、证据信息运用以产生暴露意识
一是注重其他言词证据的运用。证人证言、知情人证言是贿赂案件中的重要证据来源。通常,贿赂案件中的同案犯、行贿人、请托人、司机、情人、家属等人是案件事实的知情人,他们的陈述本身即证据,陈述的内容包含众多可供收集、核实的独立性的证据信息,足以促使对象产生暴露意识。如对于行贿人是否到案,是否如实供述;案发前潜逃的同案人是否到案,是否如实供述;是否有亲友在为对象“活动”“找关系”,效果如何;对象牵挂的亲友是否被牵连进来。上述信息均可以在对象行动受限制、信息被隔离、心理思维受影响的情形下,对对象输入经过筛选的信息,促使对象产生暴露的意识判断。
二是利用有关的人作为证据。关于关联人是否到案。如在利用案发前潜逃的行贿人作为证据的过程中,可以明示办案机关的追踪、追逃技术,暗示行贿人已经到案、必然到案或即将到案。关于关联人是否配合供述。如对于案发前有串供的行贿人,可以利用对行贿人的家庭情况、思想政治觉悟、行贿人自私自利本性、商人的逐利及利益交换属性、生活及生产经营中的困难情况等,暗示行贿人基于“利己”已经背弃攻守同盟关系,配合办案机关做了交代。
三是对与人有关的证据信息进行拓展。针对对象可能怀疑行贿人是否真实供述,或者认为只有行贿人一方的证言尚不足以对自己定案,辩解行贿人是虚假交代的情形等顽抗心理,可以对行贿人交代内容中的独立事实情节进行拓展。例如,收集行贿款项来源的有关银行流水、留存的票据、与有关人员商量行贿细节等。可以根据初步核实、搜查过程中掌握的信息进行证据运用。又如,透露掌握的对象私生活信息,暗示是行贿人提供的信息;透露搜查中掌握的对象家中摆设细节信息,暗示是行贿人交代的信息。如果对象的亲友从贿赂行为中获利,或直接参与受贿,或参与转移财物等,对对象的抗审心理有较大的冲击力。通过拓展上述证据信息,打破对象对于证据“一对一”状态的认知。
四是充分利用有关案件信息作为证据。案件信息是与对象有关、与案件可能有关,但是尚不具备证据价值的信息。如利用对象的社交信息、家人亲友信息、出行轨迹信息、电话通信信息、资金往来流水信息。对于谈话人员而言,这些信息是否具有直接的证据价值尚不明确;对于对象而言,必定是以一定的通信、出行、资金等形式实施的行受贿行为,对象的作案行为必然蕴藏在这些行为信息中,因此,向对象出示上述案件信息中的某些特定内容,足以促使对象产生事实已经暴露的认识。
五是可以适当强调某一证据的证明力。如强调某一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不可辩驳性;强调线索来源于另一案件审查调查过程中的深挖;辅之以纪法有关“没有对象供述,但是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和处罚”的规定,从而促使对象认识到,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其贿赂行为并给予处罚,意识到纪法责任无法逃避。
四、注重谈话模糊语言的运用
谈话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模糊性。这些语言虽然对第三人是模糊的,但是对于对象来说是有精准指向的。
一是运用模糊语言实施心理影响。由于模糊语言的语义范围不固定、指向不明确,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从而让对象产生不自信。如贿赂案件谈话中可使用如下模糊语言,“你既想升官又想发财”“他说你手很长”“你不够朋友”“他说你没听他的话,自己活该”“没有人会为你死扛的,别人早就把你出卖了”“人家觉悟就很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二是运用模糊语言加大信息不对称优势。模糊语言既能隐藏谈话方信息,又能借助谈话环境让对象供述关联信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已经掌握证据突破案件的作用。(来源:《审查调查谈话实务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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