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许之遥,今年29岁,浙江杭州人,本科浙大,硕士在斯坦福读的,毕业后在湾区一家咨询公司做了三年,专门帮科技企业做出海战略。去年十月,我们公司接了个单,硅谷一个由三家基金牵头的考察团,二十个人,要来深圳看硬件和供应链生态,我的活儿是随团中英协调,日程翻译,现场联络,外加半个人肉背景板。这个团带队的叫理查德·林,五十七岁,一家老牌基金的资深合伙人,香港移民二代,在帕洛阿尔托住了三十年,中文能听不太能说,所以全程离不开我。行程五天,我贴身跟了五天。第五天晚上,在回酒店的车上,理查德靠在座位上,忽然低声用英文跟我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这辈子忘不了。他说,Zoe,这五天,和我登机前在脑海里预演的画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作为一个在两个世界都住过的人,我是全程看着他那幅预演的画面,一寸一寸塌掉,又被另一幅真实的画面,一寸一寸重新长出来的。
先讲他们出发前的画面,这我有一手信息,因为我参加了他们在门洛帕克的预备会。那是我见过的最自信的一支考察团。二十个人,平均年龄四十四岁,创始人居多,白手起家的、名校出来的、融过几轮的,个个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预备会开了两小时,讨论出来的深圳关键词,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让我现场翻成了中文提给对接方。四个词。第一,低成本制造。第二,模仿。第三,速度。第四,质量风险。他们此行的目标也很清楚,评估供应链外迁的可行性,寻找低成本的代工选项,顺便看看有没有本地团队可以投资捡漏。会议最后,理查德做总结,说得很坦率,说我们此行要回答一个问题,把生产放到深圳,能省多少钱,风险是什么。我当时坐在角落,翻完这句话,心里咯噔了一下。我在杭州长大,在深圳和湾区都工作过,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过时的问题。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的合同要求我做翻译,不做评论。
落地第一天,先给他们的画面来了第一下。接机的商务车走沿江高速,理查德坐在前排,一路几乎没说话,就是看。他看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深圳湾的天际线,一整排施工塔吊,跨海大桥,还有路上一辆一辆的无人驾驶货车。车过一个匝道,前面是六车道的立交,他忽然转头问我,Zoe,这个城市多少人口。我说两千多万,实际管理人口更多。他又问,人均年龄。我说三十二岁上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上次来中国是一九九九年,去的是上海,我以为这次看到的是一个大号的上海。我说深圳跟上海气质不一样,上海是个有历史的都会,深圳四十五年前是渔村和县城,它是一下子长出来的,没有包袱,所以它长得快,也长得野。
第二天的行程是他们的原剧本,参观代工厂。对接方很客气,安排了两家大厂。看完出来,一个做消费电子的创始人跟我说,Zoe,这跟我脑中的画面最接近,干净的车间,精密的自动化,但有一个地方不对。我问他哪里不对。他说,人。他说他想象中这条线上全是低成本的劳动力,密密麻麻的手。可我看到的是一百多台机器,技术员坐在中控室里看屏幕,真正在产线上的工程师,跟我们湾区厂里的工程师,穿一样的静电服,讨论一样的问题。他说这一趟要是只看这个,那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省多少钱。我说你们的问题,明天会开始变。
第三天,画面塌得最快的一天。上午去华强北,我提前跟对接方说,别带他们看柜台表演,带他们上一号楼的元器件层,让他们自己逛。这一招是我杭州人的私心,我知道对工程师来说,华强北的魔法不在山寨,在密度。二十个硅谷人散进那层楼,两个小时,没人集合得起来。一个做固态硬盘的创始人,在三家柜台问同一个型号的主控芯片,拿到了三个报价,当场手写在自己的本子上。一个做机器人的姑娘,找一种特殊规格的连接器,她在湾区等了五周的货,华强北四楼一个柜台的老板从抽屉里拿出来三颗,说你要量产,我带你找楼上的代理。理查德全程没怎么买,他站在过道里看人流,看了很久。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Zoe,我在帕洛阿尔托的家,开车二十分钟内有一家电子元件店。这里一栋楼里,我数不清。我说这就是为什么做硬件的人管这里叫圣地。硬件的世界里,距离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生死。你们的迭代以月计,这里的迭代以天计。他说,可我们总说深圳只会抄。我说理查德,抄也是要门槛的,你得先摸得到真东西。这层楼里的年轻人,从一颗电容开始认识整个行业,学费是几块钱。你们的年轻人认识硬件,是从一块开发板开始的,学费是一百美元,还得等一周快递。
下午去了一个他们剧本里完全没有的地方,是我加塞的,一个做创客教育的小实验室,在城中村边上,两室一厅。里面五六个年轻人,带一群初中生做开源硬件的周末班。一个硅谷创始人问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你为什么学这个。孩子说,我想做一个给我奶奶的跌倒报警器,她一个人在家,我爸在外地。三分钟后,这孩子把他的方案讲清楚了,主控,传感器,通信模组,外壳打算用三D打印,成本算到了块。硅谷创始人听完,退到门口,跟我说,Zoe,我在斯坦福面试过本科生,讲不清楚这个方案。我说这里是城中村,房租一千五。他说这才是我此行听到的最贵的情报。
第四天,对接方安排了他们真正该看的东西,一个硬件加速器的试产线和一场项目路演。试产线上,理查德盯着一块正在打样的板子看了半小时,问陪同的运营总监,改一版,多久。总监说,明早改,后天见板。理查德回头找我,让我把这句翻了两遍,确认自己没听错。路演下午看了六个团队,四个当场被三家基金的人围着换名片。晚上是安排好的晚宴,晚宴上理查德不在主桌话题里,他把我拉到露台上,聊了一个钟头。这是他画面重画的一刻。他说,Zoe,我坦白告诉你,我来之前,我们内部有个说法,硬件的重心在亚洲,但硬件的创新在湾区,深圳是我们的手,我们是脑。他说这话我在预备会上没拦。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拦吗,因为这话一半是对的。硬件的用户体验创新,软件生态,资本效率,湾区确实强。但硬件的产品化创新,从图纸到能交付的货,这口气,深圳吊打全球,这不是我爱国,这是我看过两边的迭代数据。理查德说,我今天下午看路演,三个团队讲的东西,思路跟我们投资的公司在一个水平线上,可他们手边的东西比我们快十倍。他说我脑子里那个脑和手的图,四天,塌了。新的图是什么,我还没画完。
第五天白天自由交流,晚上收工,回酒店的车上,他说了开头那句话,和预想画面截然不同,是两个世界。他说完,让我把新画的图讲给他听,他闭着眼听。我说,理查德,我给你三个替换。第一,把低成本制造,换成高密度生态。你省下的钱,不是工价,是时间,三天的样机周期,湾区用钱买不到。第二,把模仿,换成加速度。抄的阶段这个城市二十年前就过了,现在它全速的方向是自己的,你今天在路演上看到的。第三,把质量风险,换成选择风险。供应链的坑不在质量,在你懂不懂怎么挑伙伴,怎么管节奏,这个我们咨询公司的生意就从这个坑里来。理查德听完,睁眼,说了句英文,我得记下来,他让他的助理当场记的,翻译过来是,我们带着一张旧地图出发,去寻找一个我们认为已经过时的地方,结果发现地图过期了,地方没有。
这个团回去以后,余波我接着看了半年。理查德的基金,今年在深圳设了一个两个人的联络处,租在一个加速器里,他自己在博客上写了一篇长文,标题我翻过,旧地图与新地形,其中一段被转得最多,写的是华强北那个元器件楼和城中村的周末班,最后一句说,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成本,不是我错过的好项目,是我脑子里那些没有按时更新的画面。团里那个做固态硬盘的创始人,今年五月带着两个工程师回深圳常驻了,他跟我说,Zoe,我想通了,我的迭代周期由我这边最长的等待决定,与其在湾区等五周,不如把等待的这半个我,搬到源头来。上个月他打样的新品,从定稿到功能样机,四天。他把这个数字发在我们随团的群里,配了一句话,这不是深圳的速度,这是深圳的正常。
今年又有一个湾区团来找我们公司,二十人上下,点名要复制理查德那趟的行程。老板把行程规划交给我,我改了两处。加了一站城中村的创客课,减了一站大厂的荣誉室。老板问我为什么减那一站。我说理查德的画面就是从那里开始塌的,不是塌在荣誉里,是塌在柜台和课桌上。硅谷来的人,会议室里的东西他们自己有,他们缺的,是让他们把旧地图烧掉的那点现场的火。老板说行,这一站的名字你起。我给那一站起了个名字,就叫新地形。我起这个名的时候想起理查德在车上闭着眼听我讲三个替换的样子,一个五十七岁的资深合伙人,在中国的夜路上,承认自己的地图旧了,然后回头就把联络处设了过来。地图会旧,肯换地图的人不旧。这句话是我那个月写在笔记本扉页的,字写得很小,但我想,往后每一次带团,我都要把它讲在第一天的开场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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