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一家九口不听劝,带6个儿子来中国武汉,刚落地就被震撼到了。
我叫郑国平,今年五十一岁,武汉人,在汉口开了二十三年车,最早跑出租,后来给一家物流公司做行政用车司机。我要讲的这一家子,是我这辈子接送过的最特别的一拨客人:一家九口,夫妻俩,六个儿子,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来的。他们落地那天是我去接的机,后来他们在武汉住的三年,我跟这一家人的事,掰着指头讲给你听,你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听劝”,又为什么“刚落地就被震撼到了”。
这一家姓什么,俄罗斯人的姓长,我们都叫他们伊万一家。伊万四十四岁,是个跑运输的,在西伯利亚开大货车开了二十年,后来他们公司跟中国做生意,从武汉发中欧班列,公司需要一个人驻在武汉做交接质检,工资比在俄罗斯翻了一倍多。伊万的媳妇娜佳,三十九岁,是小学老师。六个儿子,大的十六,小的三岁,用娜佳的话说,她是给伊万生了一支足球队。公司当初派伊万来的时候说得很清楚:驻外补贴按人头翻倍,家属可以随迁。伊万在电话里跟公司确认了三遍,确认真的可以带六个孩子,然后跟他爹娘商量。他爹娘坚决反对,老爷子在电话里拍桌子,说中国离家七千公里,六个孩子路上怎么办?武汉的冬天没有暖气!娜佳她娘也拦,说孩子上学怎么办,语言不通怎么办。伊万跟我说,他后来是这么回他爹的:爹,我们那地方,零下四十度,超市里十种香肠,路上半年积雪;人家告诉我,那里一年四季有青菜,晚上十点女人孩子敢一个人上街,学校离小区走路五分钟。你拦我,我还是要去看看。一家人就这么不听劝地来了,一落地,就把我这个接机的武汉司机,变成了他们家的编外成员。
接机那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天河机场国际到达口,九个人出来,伊万开路,娜佳殿后,中间六个男孩,两个大的拖着箱子,四个小的排队走,从大到小,一个牵一个的衣角,像一列小火车。六个孩子穿一样的蓝棉服,胸口用中文别着一块小牌子,写着各自的姓名拼音和我的电话,娜佳提前让公司印的,怕走丢。我举着接机牌,伊万握住我的手,劲大得像钳子,用他练了半年的中文说,郑师傅,麻烦你了,我们家,人多。我说没事,车大,我特意换的十九座的。上车以后,震撼就开始了,我坐在前面,从后视镜里看这六个孩子,跟看戏一样。车一动,十六岁的大儿子马克西姆先按捺不住,他手里举着一部旧手机,是他爹提前买的,里面装好了翻译软件,他把手机贴在车窗上,对外面的高架桥拍照。出了机场上三环,是晚上七点多,全线亮灯,马克西姆翻译给他爹听:爸爸,这是六车道,没有雪,没有冰。伊万在后座上,没说话,眼睛贴着玻璃看。过了一会儿,他自己用磕磕巴巴的中文问我,郑师傅,这些灯,亮的,不要钱吗?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的意思,我笑,说电是要钱的,师傅,这不叫不要钱,这叫正常。他又问,晚上这些路上,一直有车?我说一直有。他扭头跟娜佳说了一长串俄语,娜佳翻译给我听:伊万说,在我们那儿,冬天的夜里,路上只有他一个开大车的,加上狼。
到了小区,安顿好,第二天的震撼一件一件来。我先带伊万去办电话卡、银行卡,办完带娜佳和孩子们去超市。娜佳推着购物车,走到蔬菜区,站住了,站了足足两分钟。她后来跟我学,她说,郑师傅,你不懂,我们那儿,十一月开始,超市的黄瓜是三美元一根的进口货,西红柿蔫的,土豆是一年四季的国王。她那天在蔬菜区,绿油油的小白菜、菠菜、生菜、荷兰豆、藕带,一样一样拿起来看,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最后她购物车里的青菜,堆得看不见孩子了。三个小的孩子在收银台边上闹着要奥特曼卡片,五块钱一包,伊万给一人买了五包,结账连卡都不用刷,手机一扫。伊万拿着那个扫码的收款台研究了半天,问我,钱,从手机里跳出去?我说对,你付钱也是这样扫。他说,那小偷怎么办?我说现在小偷不偷钱包,偷手机都得先过我们小区三道门。他听翻译听完,说了句我现在都记得的话,他说,在我们那儿,钱包捂在怀里;在你们这儿,钱包揣在脸上。
孩子上学的事,最让我看见武汉人的热心。四个上学的孩子,要去附近小学和初中插班,语言不通,手续一堆,我们社区的王书记带着人跑了一礼拜,学校配了英语助教,班上同学自发轮流给几个俄罗斯孩子带路打饭。娜佳在家教了孩子们半年中文拼音,大儿子马克西姆插班三个月,就能用中文做课代表了。最逗的是吃。武汉的过早,一家人一个礼拜就沦陷了,热干面拌起来芝麻酱糊一脸,六个孩子抢豆皮,最小的那个三岁娃,学会了人生第一句中文:阿姨,多把点萝卜丁。娜佳后来也投桃报李,俄罗斯人待客实在,她在家熬红菜汤、烤大列巴,烤出来挨家挨户送,我们楼道里那些平时门对门不说话的邻居,被一锅红菜汤敲开了门。过年的时候,娜佳领着孩子们跟中国邻居学包饺子,伊万包的饺子,个头是咱们的三倍,他说这在我们那儿叫“战斗饺子”,一下锅全露馅,一桌人笑到直不起腰。
也有过不了的关。头一个冬天,娜佳差点崩溃。她跟我丈夫打电话回伊尔库茨克报平安,她娘问,屋里暖气热不热?娜佳说,武汉的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湿冷,冷到骨头缝里,没有暖气,我们全家的取暖靠电热毯和一件中国买的、叫“秋裤”的神奇裤子。她娘在电话那头说,那你当初拦你干什么。第二年,我们帮他们装了两台油汀,伊万看着电表说,这个钱,值,比伏特加值。还有一个关是六个孩子的精力。武汉的夏天,四十度,六个精力过剩的俄罗斯男孩关在屋里,那场面我听过一回就再也忘不了,楼上楼下投诉了三回,后来是娜佳想了个办法,她把客厅改成了“训练营”,每天下午固定两小时,足球在客厅里踢软式球,跳绳、俯卧撑,排课程表,像上课一样管着。伊万说,我们那儿的孩子冬天在雪地里疯,你们这儿的孩子夏天在空调房里写作业,各有各的命。
三年里,这一家九口把武汉过成了第二个家。伊万的公司后来在武汉设了常驻点,他续了两次合同。马克西姆考进了武汉一所高中,说以后要考这里的大学,学物流,他说,爸爸跑了二十年车,我要管以后二十年从武汉开到伊尔库茨克的班列。今年春天,他们全家坐中欧班列沿线的路线回了一趟老家,走之前,娜佳给社区王书记送了一幅孩子们集体画的画,画上是长江大桥,桥上跑着一列火车,一头写着武汉,一头写着伊尔库茨克,中间站着一排九个小人,手拉着手。伊万他爹,那个当初拍桌子反对的老爷子,去年终于被说服,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来看孙子。老爷子在武汉住了二十天,回去以后,逢人就讲。伊万学给我听,老爷子说的是:我反对错了吗?没有,我反对是因为不知道。知道了,就不反对了。他说中国这个国家,我以前在电视里看,现在我看明白了,它最厉害的不是楼高,是一定要过好日子这股劲, 六个孙子在那儿,饿不着,冻不着,被陌生人当自家人,做爹娘的,还求什么。
我开了二十三年车,接送过的人成千上万,就这一家,让我总想多说几句。他们刚落地那晚,在机场出口,伊万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郑师傅,去市里,晚上,安全吗?他问这话,不是矫情,是他背着六个儿子和全部家当来投奔一个陌生国家,他问的是命。我说安全。他不信,娜佳也不信,六个孩子里最大的也不信——他们的经验里,“晚上”和“安全”是反义词。真正让他们信的,不是我说的话,是后来一百多个日夜:深夜的街头亮着灯,宵夜的摊子冒着热气,半夜发烧去医院一条绿码走到底,丢了的水壶在公交站台上等了一夜没人拿。他们一家九口带着满肚子的担心来的,走的时候,把担心留在了武汉。人跟人,国跟国,其实跟伊万他爹说的一样:反对和害怕,都是因为不知道。知道了,就不反对了。你问他们刚落地被什么震撼到了?头一天是高架桥的灯,是一个星期的新鲜;住到第三个月,他们才被真正的那个东西震撼到——这个城市里,人人都在奔自己的日子,可人人肯搭把手。娜佳有句话说得好,她说,在武汉,我们一家九口,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负担,是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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