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岁那年曾和三个姑娘睡过,奇怪她们后来全出事了
我在城南旧货市场后头的巷子里租了间平房,月租八十块,墙皮返潮,靠床那面起了大片霉斑,夜里能听见老鼠在顶棚上跑。我那时候在夜市摆摊卖盗版碟,白天睡觉,傍晚出摊,日子过得稀里糊涂。
第一个来借住的姑娘叫小兰,是夜市卖炒饭的老刘的外甥女。那天晚上下暴雨,老刘收摊的时候跟我说,他外甥女从老家过来找不到工作,暂时没地方住,问我能不能让她在屋里搭个地铺对付几天。我那时候年轻,觉得多个人分摊水电费也好,就点了头。
小兰来的那天穿一件碎花衬衫,提个蛇皮袋,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脸圆圆的,不说话先笑。她站在门口有点犹豫,脚上的塑料凉鞋沾满了泥,在门槛上蹭了半天才进来。我指着墙角说你就睡那儿吧,我这张床靠窗户,中间拉块布挡着。她说行,谢谢哥。
头两天我们基本没交流。我白天睡觉她出去找工作,晚上我出摊她回来,有时候她帮我收摊,在炒饭摊上端盘子。老刘给她一天三十块工钱,管两顿饭。她干到第九天的时候,夜市管理处的老周来收摊位费,多收了我五十,我跟老周吵了一架。小兰在旁边看着,等老周走了她跟我说,哥你别生气,犯不上。我说五十块钱够咱俩吃一个礼拜的。她就不说话了,低头把摊上的碟片一摞一摞码整齐,码完了又去帮我洗抹布。
后来她找到个发廊的活儿,包住,就搬走了。搬走那天她把自己那床薄褥子留给了我,说哥你那个褥子太薄了,冬天要到了你垫两层。我说你拿走,发廊宿舍不一定有地方放。她非要留,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没说话,跑了。我后来拿那褥子铺在底下,确实暖和不少。
小兰出的事在入冬之后。发廊老板姓马,四十来岁,秃顶,平时看着挺和气。那天派出所来夜市排查,老刘收摊的时候手抖得找不着钱,我问怎么了,他说小兰被马老板欺负了。具体怎么欺负的他没细说,光说小兰她妈从老家赶过来,在马老板发廊门口哭了整整一下午。我去看过一回,发廊卷帘门拉着,门口贴了张纸条,写着“暂停营业”。小兰她妈坐在台阶上,手里攥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半袋馒头,边哭边喊闺女的名字。后来听说马老板赔了三万块钱私了,发廊重新开张,小兰跟她妈回了老家。再后来老刘也不在夜市干了,说是回老家种地去了。我有时候吃炒饭会想起小兰,她炒的蛋炒饭放葱花比我放的匀,一粒是一粒,不粘锅。
第二个姑娘叫阿玲,在纺织厂上夜班。她是我隔壁屋王婶介绍来的,说阿玲跟厂里姐妹闹矛盾,宿舍住不下去了,想在外面租房子,可我那儿就一间屋,王婶说你们年轻人挤挤嘛,中间拉个帘子,总比睡马路强。阿玲来那天是下午,我正蹲门口刷牙,她推着自行车过来,车后座上绑着铺盖卷和一个暖水瓶。她个子高,扎马尾,嘴唇干得起皮,从兜里掏出五块钱跟我说,哥,我先付半个月的房租。我说不用着急,住下再说。
阿玲住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她话特别多,而且嗓门大。她上夜班,每天凌晨四点回来,回来就烧水洗脸,哗啦哗啦响,把我吵醒了她也不管,还问我吃不吃煮鸡蛋。她煮鸡蛋有个习惯,必须煮够十二分钟,说煮不熟吃了拉肚子。每天叮叮当当在屋里转悠,把本来就小的屋子塞得满满当当。她的暖水瓶外壳是铁皮的,红漆掉了一大半,放在桌上跟个地雷似的。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她没去上夜班,跑出去给我买了退烧药,又用那个铁皮暖水瓶倒水给我喝。我说你不上班扣钱。她说扣就扣呗,你烧死了谁给我摊房租。她坐在床边看我喝完药,忽然说哥,你长得像我弟。我说你弟在哪儿呢。她说在老家,跟她爸过,她妈早就走了。说这话的时候她低头抠暖水瓶上的红漆,指甲刮得咯吱响。我没接话,她站起来说行了行了,我去给你煮粥。
阿玲出的事是我完全没料到的。她在纺织厂干了快三个月,有天夜里车间突然着火,烧了半拉厂房。消防说是线路老化,但厂里非说是阿玲值夜班的时候用了电炉子。阿玲被叫去问话,问了两天,回来的时候眼睛肿得睁不开,跟我说厂里扣了她两个月工资,还要她赔三千块钱。我说你用电炉子了吗。她说用了,就煮了碗面。我说那你签赔偿协议了吗。她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声音闷闷的,说签了,不签不让走。她那个月没交房租,我说算了,她非要把自行车押给我,说等有钱了再赎。后来她搬走了,去了城东一个服装厂,走之前把暖水瓶留给我了,就是那个掉漆的铁皮的,说天冷了多喝热水。
大概过了半年,王婶跟我念叨,说阿玲在服装厂出事了,手指头被缝纫机扎穿了,三根手指差点没保住。厂里赔了两千块钱,她拿了钱就回老家了,临走给王婶打了个电话,让王婶跟我说一声,自行车她不要了,让我卖了换钱。我后来真把那自行车卖了,卖了四十块,添了点钱买了个二手电风扇。夏天的时候我用那个电风扇,吹着吹着就想起阿玲煮的鸡蛋,十二分钟,蛋黄全熟,噎人。
第三个姑娘叫小惠,跟前两个都不一样。她是我在夜市认识的,卖打口带,戴个大耳机坐摊儿后面,有人问价才抬头。她摊上放个纸盒子,里面全是英文磁带,我翻过几回,她也卖盗版碟,跟我算同行。有一天她跟我说她那房子到期了,房东要涨房租,涨得离谱。我说我那儿便宜,你要不嫌弃就过来。她摘下耳机看了我一眼,说行啊,不过我提前说好,我白天睡觉雷打不动,你别吵我。我说我白天也睡觉。她就笑了,说那咱俩谁也别嫌谁。
小惠搬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纸箱子,一箱磁带,一箱衣服。她衣服多是深色的,黑的灰的,洗得发白。她把磁带码在窗台上,码得整整齐齐,跟唱片店似的。她睡觉确实雷打不动,有回我挪桌子,桌子腿刮水泥地,吱嘎一声,她翻个身接着睡。她起来之后坐在床上发半天愣,然后问我,刚才是不是地震了。我说我挪桌子呢。她哦了一声,说我还以为地陷了。
我跟小惠处得最久,住到了开春。她晚上跟我一起出摊,她卖她的打口带,我卖我的碟。收摊的时候她帮我卷海报,我帮她搬箱子。有回下雨,我们俩挤在伞底下往回跑,她忽然说,哥,你说咱俩这算什么关系。我说合租关系。她踹了我一脚,说放屁,合租的能天天帮你叠被子。我说那你觉得算什么。她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没说话。到家了她从纸箱子里翻出一盘磁带给我,说送你的,枪花,正版打口,能听。我拿回放机里一听,呲呲啦啦响,但确实能听。
小惠出事是那年夏天。她老家来电话说她爸病了,让她回去一趟。她走之前跟我说,最多一个礼拜就回来,摊儿你给我看着,打口带别贱卖,进价都八块呢。我说你放心。她就走了。走了十来天没消息,我打她留的传呼号也不回。又过了几天,夜市上有个卖烤串的跟我说,小惠在她老家被抓了,说是她爸欠了人家的钱,拿她卖打口带的钱去还赌债,还不上,债主把她爸打了,小惠拿了把菜刀把人砍伤了。我听完愣了半天,问人伤得重不重。烤串的说不知道,就听说抓进去了。
小惠那箱磁带在我窗台上放了两个多月,落了一层灰。我拿抹布一盘一盘地擦,擦完了又一张一张地翻歌词内页,有一张里头夹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哥,打口带别贱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圆珠笔还洇了。我照着纸条把磁带一盘一盘卖了,没贱卖,进价出的。最后一盘卖出去那天我在摊上多坐了俩小时,老觉得旁边应该有人戴着大耳机翻磁带,可旁边是卖袜子的。
三个姑娘,一个回了老家,一个进了医院,一个进了局子。我后来从城南搬走的时候,小兰留下的褥子已经塌得不成样子了,阿玲的暖水瓶被我磕掉了一块漆,小惠的纸条我揣在钱包里揣了好几年。有时候夜里收摊往回走,巷子又黑又长,我就想,那年我要是不租那个八十块钱的破屋子,这些事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想完了又觉得跟自己没关系,我连自己都管不好,哪有本事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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