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长春伪满皇宫的缉熙楼里,婉容临产,孩子生下来,溥仪没有留下,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处置,他做的是一笔账:给两个侍卫各四百块大洋,让他们走,走得越远越好,其中祁继忠当时已经被溥仪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人不在长春,还是被紧急召回,领了钱,打发走了。
一个皇帝,皇后生了别人的孩子,他掏钱给那个“别人”,让他闭嘴、消失,这件事传出去不好听,但真正让溥仪难受的地方不在脸面,在于他连发火的余地都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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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紫禁城,一家人先到天津,住在日本租界里,日子虽然没了皇宫的排场,到底还能自己走动,1932年溥仪被日本人弄到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婉容随后也被带了过去,住进缉熙楼,到了这一步,她的一切都被人盯着,出门要报备,身边全是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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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关在一栋楼里,丈夫不理,外面出不去,身边连个能说真话的人都没有,这种处境本身不构成私通的理由,但它是理解后面所有事情的底子。
最先走进婉容生活的是祁继忠,此人是溥仪的随侍,在宫里走动方便,婉容的哥哥和身边的佣妇在中间牵了线,祁继忠就这样一点一点凑了上去,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到这件事,措辞很难看,但也没有回避一个事实:婉容和祁继忠之间的事情,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溥仪一直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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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不是没有机会发现,随侍李国雄后来口述过一件事:祁继忠有个不雅的外号叫“祁大鞭”,有一次溥仪隐约听到风声,想当面问祁继忠,刚走过去,撞见祁继忠正在写一封给婉容的信,祁继忠看见溥仪,赶紧把信纸往嘴里塞,嚼着想吞下去。
溥仪一手掐脖子一手往嘴里掏,纸条被掏了出来,祁继忠跪在地上求饶,事情到了这一步,溥仪没有杀他,也没有把他交给日本人,他选了另一个办法:把祁继忠送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让他离开长春。
这个处理方式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东西,一个皇帝发现自己身边的侍卫跟皇后有私情,能想到的办法是“送出去读书”,而不是“拖出去毙了”,不是溥仪不想杀,是他在伪满那个位置上,杀一个人也要看日本人的脸色,祁继忠走了,婉容身边空出来的位置,很快被另一个人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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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继忠走后,婉容又和另一个随侍李体育(有些记载写作李体玉)发生了关系,李体育是溥仪的贴身侍卫,在缉熙楼出入自由,婉容和他之间的事情,同样瞒了溥仪很久,直到1935年,婉容的肚子大到藏不住了,溥仪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1935年那段的时候,用的句子很短:“由于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
“不愿叫日本人知道”这几个字,是理解整件事的钥匙,溥仪当时是伪满洲国的“皇帝”,名义上是一国之主,实际上连废掉婉容的皇后身份都做不到,他提出过和婉容离婚,日本关东军没有批准,他连一个自己的家事都处理不了,更不用说用皇帝的方式去处置一个“秽乱宫廷”的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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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的结果是把李体育揪了出来,李体育承认和婉容发生过关系,但不承认孩子是他的,说婉容还跟别人有过往来,溥仪又审了婉容身边的嬷嬷,线索绕回祁继忠身上,也就是说,婉容怀孕这件事,牵出来的不止一个人,而且真正让婉容怀上的那一个,已经被溥仪自己送去了日本。
溥仪最终决定:不杀,不闹,不公开,他给祁继忠和李体育各发了四百块大洋,作为“封口费”,让两个人离开伪满,走得远远的,不许再提这件事。
四百块大洋在1935年是什么分量?当时一个普通警察的月薪大概在十块到二十块大洋之间,一个小学教员的收入也差不多在这个区间,四百块大洋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两年左右的工资,不算一笔小钱,但也远远谈不上“买命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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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掏这笔钱,买的不是祁继忠和李体育的命,是他们闭嘴,一个皇后生了侍卫的孩子,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丢脸的不只是婉容,更是溥仪自己,他已经在日本人面前抬不起头了,不能再让这件事变成街头巷尾的笑话。
更深一层的原因在溥仪的身体上,他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写过一段很直白的话,说自己先后有过四个妻子,“但实质上她们都不算是我的妻子,只能算是我为了解决不同问题而找的摆设”。
婉容怀孕这件事,等于把溥仪不能生育的事实摆到了台面上,他身边的人,婉容的仆人,宫里的随侍,甚至可能包括日本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溥仪在书里写“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愤怒的对象与其说是婉容,不如说是这个已经瞒不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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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掉侍卫、废掉皇后、把事情闹大,只会让所有人把这件事看得更清楚,给钱、打发人走、把丑闻压在水面以下,是他当时唯一算得过来的那笔账。
婉容生下来的是个女儿,关于这个孩子的下落,留下来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女婴出生半个小时就夭折了,溥仪让人把尸体扔进了锅炉。
另一种说法是,孩子生下来是活的,溥仪下令把婴儿丢进锅炉烧掉,然后告诉婉容孩子被送出去由她哥哥雇保姆抚养,婉容至死不知道孩子已经不在了,按月给哥哥寄抚养费,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核心的事实是一样的: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而婉容被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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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继忠拿着四百块大洋离开伪满之后,没有回老家过安分日子,他去了华北,投了伪军,在日伪政权下面做事,手里沾了血,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祁继忠被捕,后来在解放后被镇压,也有说法是他先躲了起来,最终还是被揪出来,以汉奸罪判处死刑,四百块大洋买来的那条路,他走到头是一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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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体育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拿了钱,回了老家,没有再去沾政治和枪杆子,后来他进了中医医院,负责饲养实验用的小动物,在那里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普通而安稳,同样是四百块大洋,同样是从伪满皇宫里被赶出去的人,一个把那条路走成了死路,一个把那条路走成了活路。
婉容没有活路可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伪满垮台,婉容在撤退途中被俘,先后被押到通化、长春、永吉、敦化、延吉,1946年死在延吉的监狱里,四十岁上下,死前鸦片戒断的折磨让她产生幻觉,有时候幻想自己回到了紫禁城,有时候为那个早夭的女儿哭,她至死都不知道,那个孩子早在1935年就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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