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个案子,可能会有人说:又圣母了,一个犯人死了有什么好说的。但还是要写。因为问题从来不是马龙是不是罪犯,而是一个人在监狱里死了之后,有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
新黄河的这则报道里,时间线看得人心里发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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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兰州监狱服刑人员马龙死亡。监狱最初的说法是:他在值班室打扫卫生时从椅子上摔下来摔死了。第二天,时任监狱政委和狱政管理科科长出面,代表监狱与家属签协议,给6万元困难补助金私了。第三天,遗体火化。家属最后见到的,是一盒骨灰。
动手的是谁?四名狱警:一个监区长、两个副监区长、一个分监区长。第二监区领导班子几乎全在里面。他们事先统一口径,咬死“摔死”。主犯后来跟侦查机关说,得知尸体已经火化,他觉得“这件事终于过去,再也没有人知道马龙的真正死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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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想,不是没道理。此后十年,家属拿着知情人递出来的线索,一遍遍信访、控告,换来的是四次调查,四次结论一致:正常死亡,没有殴打证据。直到2021年最高检巡察组进驻兰州监狱,大量服刑人员当面反映情况,盖子才被掀开。再审时法院还点明:没有尸检,是你们自己毁尸灭迹造成的,“疑点利益”不归毁灭证据的人。
第一,最该盯着的眼睛,当时去哪了?
监狱再封闭,里面也有驻监检察机构。制度设计就是防止监狱变成独立王国。可马龙案里,四名狱警串供、监狱领导出面私了、遗体三天火化,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监督环节没有留下有效拦截。后来家属控告,最初几轮调查的结论,反而把盖子又摁了回去。
派驻检察的老问题,不是秘密:人员固定、轮岗不畅、跟被监督对象熟人熟事,监督敏感性退化。四个狱警敢动手、敢串供、敢看着尸体被烧掉,底气未必全来自他们自己,也来自一个默认预期:这个空间里,外面的眼睛没那么容易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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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条人命,最初的司法评价为什么往下靠?
2023年第一次一审,四个人定的是虐待被监管人罪,主犯6年,其余4年。县检察院抗诉,说定性错误、量刑畸轻,二审仍维持原判。直到上级指令、再审发回,罪名才改成故意伤害,刑期拉到11年半。一条人命,还是虐待致死,最初在有些人眼里,也就是几年刑期的事。
景树仁的案件也是发生在兰州,转发几则帖子判四年。两件事摆在一起,不是比谁轻谁重,而是让人看见:当施暴者穿着制服、代表法律时,对“几年”的掂量,有时会变得格外宽容。这种残忍行为,不论被打的是罪犯还是普通人,都不该发生;它伤的不只是一个人,还有法律在老百姓心里的样子——因为那四个人动手时,身上穿的是代表法律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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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别用“他是犯人”来消化这件事。
法律的保护如果按“好人”“坏人”分配,那它就不是法律,是运气。马龙死在监狱里,打死他的是代表法律执行刑罚的人。如果这可以被6万元和三天火化轻轻盖住,被盖住的就不只是马龙一个人的死因,而是“法律对谁都算数”这句话本身。今天你觉得一个服刑人员“活该”,明天“活该”的边界往哪儿挪,就不由你说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里问:“整个问题在于:我是一只虱子,还是一个人?我是一个能越界的人,还是仅仅是材料?”
一个人在监狱里死去时,他被当成了一个人,还是一份可以损耗、可以火化、可以拿6万元结清的材料?
13年给出的答案是:后者曾经赢了很久。现在改写了一半。另一半,得看下一次,在没有人巡察、没有知情人递话的时候,驻监检察室的那双眼睛,还睁不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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