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亚太合作的议题涉及多个方面,教育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具有基础性、长期性意义。值得审视的是,在一个由21个经济体组成、发展水平悬殊、教育制度多样的区域组织中,教育治理究竟何以可能?以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形成共同议程、以能力建设等项目落地促进共识、以渐进式合作积累制度信任,APEC走出了一条区域教育治理的独特路径。
APEC成员构成横跨最发达经济体与最需要发展支持的经济体,语言文化多样,教育体系各异。2014年,中国担任APEC东道主期间,创建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倡议被写入《北京纲领》,并于次年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设立,成为APEC框架下推动教育交流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制度化平台。但教育治理不能仅靠一个研究机构完成。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核心职能是提供知识平台和议题框架,而让共识转化为治理实践并在实践中积累制度信任的,是各成员经济体共同资助、共同参与的教育项目和实践活动。从这些项目和实践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APEC如何在多样性中推进区域教育治理。
以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平台为载体,把分散政策实践转化为可参照、可更新的区域公共知识。
APEC成员的发展阶段、制度传统和政策优先方向差异很大,区域共同议程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由某一经济体单方面设定,它需要成员根据自身的政策实践逐步提炼转化。
APEC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下设的教育网络,是推动成员开展政策对话和促进知识共享的核心载体。2026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第43届APEC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教育网络会议,15个经济体50余位代表围绕教育战略实施、数字与人工智能赋能学习、教育公平等议题展开交流,并启动《推进APEC教育战略(2016—2030)的行动倡议:发展包容、创新且负责任的人工智能》。该倡议从起草到发起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教育网络作为APEC成员开展政策对话与知识共享平台的功能。倡议由教育网络协调员与2026年主办经济体中国牵头起草,形成初稿后分发给各成员经济体征求意见,成员反馈经吸纳纳入修订并形成定稿,随后被提交至教育网络会议正式发起。
教育网络之所以具有治理意义,不在于其产生了约束性决议,而在于它把对话制度化为一种知识生产过程:各成员呈现的政策做法,经过比较、审议和磋商,被提炼为可供全体成员参考的议题框架和行动倡议,再通过年度会议和网络社区持续更新。对于成员差异如此之大的APEC而言,这种从实践中来、在对话中转化的知识生产方式,比自上而下的标准输出更具可持续性,也为后续项目合作提供了可用的议题框架和信任基础。
以能力建设项目和渐进式合作为抓手,把合作共识转化为可参与、可复制的教育治理实践。
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形成的共识,只有落到成员共同参与的合作安排上,才能转化为治理实效。在这一过程中,APEC通过中央基金及成员自筹资金等渠道,支持青年创业培训、学者交流、高校联合研究和学生应用项目,把原本零星的双多边交流活动逐步提升为具有区域公共产品性质的能力建设项目。
由韩国教育部与APEC教育合作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大学生模拟创业项目是典型代表。2025年启动时,该项目仅有8个经济体的25名学生参加,2026年获APEC中央基金支持后迅速扩展至11个经济体的46名学生。参与者在跨国团队中围绕数字鸿沟、气候危机和粮食安全等区域挑战,完整体验从问题分析到商业模式呈现的创业全流程,优秀团队还被邀请在当年APEC未来教育论坛上展示成果。这类项目让不同经济体的青年在合作中理解彼此的制度和实践,在解决区域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共同经验。
与项目层面直接面向青年的参与不同,规则层面的进展更多依赖成员渐进推进的自愿合作。APEC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2019年12月发布的《在线学习质量保障工具包》是典型案例。该工具包由澳大利亚牵头,联合中国、越南、墨西哥等13个经济体共同开发,形成一套供各成员自愿参照的在线教育质量保障框架。各成员是否采用这套工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其嵌入本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取决于其自身的制度条件和数字化准备程度。APEC在规则层面的协调,正是在这种“共同开发参照工具、成员自愿跟进”的渐进过程中发生的。
以数字教育政策对话和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前沿试点,把多样性中的合作潜力转化为可落地、可积累的治理增量空间。
2026年启动的“APEC未来教育联盟”(AFEC)被设计为APEC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下的政策对话和知识共享平台,明确以人工智能和数字教育政策、教师能力、未来学校为议题,同时声明不产生约束性承诺,也不给予特定群体优惠待遇。这一设计反映了APEC教育治理的特点:在制度差异较大的领域,先用非约束性平台降低合作门槛,再通过培训和网络建设逐步培育共同实践。与APEC未来教育联盟侧重拓展合作不同,APEC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论坛侧重已有合作。该论坛今年依托校友网络推动将培训经验转化为成员经济体可参照的政策资源。
数字教育之所以成为APEC教育治理中拓展最快的增量空间,是因为它可以在课程资源共建、教师能力建设和虚拟交流等层面创造低门槛、高频率的合作空间,而不必首先解决所有制度性差异;多样性在这里不再是合作的障碍,而成为不同政策方案相互比较、不同实践路径相互借鉴的资源。但数字鸿沟本身也是成员多样性的一种投射。如果治理设计忽视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约束和语言可及性,数字合作反而可能加剧分层。因此,APEC把包容性作为数字教育治理的前置条件而非事后补充,在追求合作领域拓展时,确保走得较慢的成员也能参与和受益,从而使数字教育与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区域教育治理的增量。
回望APEC教育合作历程,APEC区域教育治理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制度趋同的道路。它没有把统一规则作为合作前提,而是在高度异质的成员之间,先把分散政策经验转化为可参照、可更新的共同知识,再通过具体项目让共识转化为实践,并在渐进式自愿合作和持续性对话中增进制度信任。
2026年深圳APEC峰会将“开放、创新、合作”确定为三大优先领域,为这条区域教育治理路径的延续提供了更大空间。未来各成员经济体将以此为契机,让更多务实有效的教育合作从承诺走向实践,使多样性真正成为共同学习的宝贵资源。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青年项目课题[CDA230329]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6年11月19日 第09版
作者:荆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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