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雨夜的小树林,我把女知青按在树上,她却搂得更紧
我叫周成林,1955年生,1982年27岁,在北河公社砖瓦厂烧窑。厂里每月给我发三十六块钱。我爹在生产队管农具,我娘腿脚不利索,家里还有个妹妹,在镇中学念书。
那年秋天,知青点来了个上海姑娘,叫许曼。她比我小两岁,在队里记工分,也帮小学代课。她家里催她回城,她却一直没走。我们处了大半年,旁人都说差不多该定下来了。
偏偏在一个下雨夜,我把她按在小树林的树上。她没躲,反倒搂得更紧。第二天,她却跟我说,这事不能算数。
那晚之前,我一直以为她是愿意跟我过日子的。
雨下得急。
从知青点到砖瓦厂,得过一片小树林。我刚下夜班,雨披挂在肩上,鞋里灌满了泥。许曼抱着个搪瓷饭盒,缩在树底下。
我问:“你咋还在这儿?”
她说:“我爸来信了,催我回上海。”
“那你回不回?”
她捏着饭盒沿儿,指头冻得发白:“我不想回。可我也不敢跟你过一辈子。”
这话挺冲。我脸上发热,心里却像让人泼了盆冷水。
我说:“你拿我当啥?”
她抬眼瞅我:“当个好人。也当个能带我回城的人。”
我没听明白。
她把话说明白了:“我想留下来,可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儿。你要是能去县城,我跟你。你去不了,我就回上海。”
雨点打在树叶上,啪嗒啪嗒。
我没应声。她又问:“你敢不敢娶我?”
我说:“敢。”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
“啥事?”
“别让我在这儿过一辈子。”
我把雨披往她那边遮了遮。那晚没再说别的。
先头那阵,还真不错。
她会把食堂剩下的玉米饼,用油纸包好,塞进我工具箱。怕我嫌凉,临走还会拿手捂一会儿。
我窑里烧坏一批砖,扣了六块钱工分。她没劝我,只从书包里摸出个钢笔套,说:“我哥寄来的,给你装笔。”
我娘咳嗽厉害,她下工后跑来帮着挑水。水桶放下,她还拿抹布擦了灶台边溅出的泥点。
我娘嘴上不饶人:“姑娘家手嫩,少干这个。”
许曼说:“婶子,我手没那么金贵。”
我娘转头跟我说:“这姑娘直,有啥话你听着点。”
那时我听了,心里热乎。
事情是从一封信变的。
邮递员把信送到知青点,许曼拆开,只看了一眼,就把信折成四方块,塞进衣襟。纸角露着红章。
我问:“家里又催你?”
她把书包带往肩上扯:“催也没用。”
我伸手想看看,她侧身躲了。
“你藏啥?”
“我家的事。”
我把手收回来,没再追问。可那封信在我心里硌了好几天。晚饭时,我娘问起她,我只说她家里来信了。
没过两天,许曼来厂里找我。她站在窑棚门口,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
“县运输站招临时工,能去不?”
我擦着手上的灰,凑过去看。招工纸上盖着章,要求有熟人担保。她说一个在县里的同学能帮忙递材料,只缺路费和介绍信。
我算了算,去一趟县城要三块多。
“你去报名,我给你凑钱。”
她看了我一眼:“别说得轻巧。你家也缺钱。”
“我有。”
我把攒着给妹妹买课本的四块钱拿出来,压在桌角。她没拿,先问:“你不后悔?”
我说:“先试试。”
她后来还是去了。回来时带着一块断了齿的红梳子,说同学没办成。她把梳子放进我掌心:“算我欠你的。”
我把梳子揣进兜里,没好意思说那四块钱不用还。
又过了一阵,厂里分了两床旧棉絮。许曼听说我娘夜里脚冷,拎着棉絮上我家。她和我娘一块拆开,把最薄的那床垫在我娘脚底。
我娘要推,她按住了被角。
“婶子,您先盖着。我那儿还有。”
她走时,雨鞋底带进来的泥,叫我一块一块扫干净了。
我心里想,回不回城,至少她不是光顾着自己。
可第二天,她就把另一床棉絮拿回去了。
我见她提着棉絮从院门出去,追了两步:“不是说你那儿还有吗?”
她没停:“点里有人病了,借去盖两晚。”
“你咋不跟我说?”
她把棉絮往肩上一颠:“你又没问。”
我站在门槛上,瞅着她背影。娘还在屋里,我没追上去。那两床棉絮本来就是厂里发的,我也没资格说她送不得。
那天晚上,我睡得不踏实。第二天她来找我,我还是把半截红薯递给她。她接过去,没提棉絮,我也没提。
我以为这就过去了。
真正让我不舒服的,是她开始替我做主。
队里开会,干部说县里技校还招两个学徒。我报了名。许曼在散会后拽住我的袖口,指甲掐着那道窑灰印。
“你别去了。”
我说:“我想学修机器。”
“学了又咋样?还不是回生产队。”
“去了才知道。”
她松开手,转身就走。到路口又回头:“我一个人留这儿,你倒能走?”
我愣了下,没接话。
那晚我回家,把报名表放进抽屉。第二天我娘看见了,拿出来拍了拍桌子。
“你自己的路,别叫人一句话堵死。”
我把表重新交了上去。许曼听说后,三天没来找我。第四天她把一袋炒黄豆放到窑棚窗台,隔着窗说:“我不是不让你学,我是怕你去了就不回来。”
我拿起豆袋,没问她凭啥怕。
她话说得软了,我也就没再计较。可那张报名表上沾了点油,我用袖子擦了好几遍。
接着是我娘的药钱。
我娘去公社卫生院看腿,医生开了两瓶药,一共七块四。我从工资里掏出钱,揣进裤兜。许曼正巧来我家送针线,瞧见药瓶,问多少钱。
我说:“没多少。”
她没再问。隔天晚上,她把一张两元纸币塞在我烟盒底下。
我拿着钱追到知青点门口:“我娘的药,我自己能买。”
她往门里退了一步:“不是给你,是给婶子的。”
“那也不能拿你的。”
“我也吃过她做的饭。”
这话没错。我没法跟她硬顶,钱最后还是退了回去。她接过时,脸一下沉了。
“你要跟我分这么清?”
我说:“我不想欠账。”
“你就爱算这个。”
她转身进门,门闩哐地落下。我揣着那两元钱往家走,手心全是汗。到家我把钱放在桌角,娘看见了,只说:“谁的钱,记清楚。以后还。”
那阵子我开始算账。不是算她给了我多少,是怕我连自己的事都管不住。
她又提起回城。
她爸在上海厂里找了个师傅,说可以帮她安排工作,只缺一张结婚证明和一份介绍。她把信放到我面前,手指压着那道折痕。
“咱们先把证领了。”
我问:“你不是说要去县城?”
“县城的事不稳。上海至少有着落。”
“那我呢?”
她低头抚平信纸:“先跟我去。到了再想办法。”
我盯着那张信纸,脑子里全是我娘的药、妹妹的书,还有砖瓦厂的名额。我不是不想跟她走。我想过,真跟着她去上海,说不定也能找个活干。可她一句“先跟我去”,听着像给我留了门,又像已经把我的路排好了。
我说:“我得先问清楚。”
她把信抽回去:“你总要问清楚。”
我没吭声。
那句“总要问清楚”,像根刺。我不敢拔,也没法当没听见。
雨夜那天,我本来去知青点找她。她听说我去过县技校的面试,没等我开口,就说她爸又来信了,叫她月底前回上海。
我问她:“你还要我去吗?”
她说:“你跟我走,什么都好商量。”
“你前头说过,不叫我一辈子困在这儿。”
“我记得。”
“那你现在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顾不上那么多了。”
这话我听着窝火。可我也怕她真走。她往门外冲时,我抓住了她手腕。
她挣了一下:“松开。”
我攥得更紧,拉着她走进小树林。雨把她头发打湿了,她抬手推我,我把她按到树上。手掌抵着树干,隔着雨衣也能听见我喘气。
我说:“你不是说,要跟我过日子吗?”
她没回答。她的手却抱住了我的腰,搂得比平时还紧。
我心里猛地一松,低头想吻她。她仰着脸,眼泪混在雨水里。
“成林,我舍不得你。”
我刚松开手,她又抱紧了些。
“可我不能留下。”
这回我听清了。
我把她放开,往后退了半步:“那你搂我干啥?”
她伏在我肩上,声音发颤:“我怕一松手,就再也抱不到了。”
雨顺着树皮往下淌。我那时才明白,她抱紧我,不是答应嫁我。她只是舍不得走。
我没再拦她。
第二天,我去知青点找她。门边放着一只旧藤箱,盖子没扣严,露出一条蓝围巾。她的车票是月底的。我站在院里,手指上还留着昨晚那道树皮刮痕。
她说:“你别送了。”
我问:“你真不等了?”
她摇头:“等不起。”
我喉咙发紧,半天才说:“你走,我不拦。可你不能一边要我跟你走,一边把我的去处都替我定好。”
她看着我,没反驳。
“我没想害你。”她说。
“我知道。可这日子我不敢赌了。”
我把那截红梳子还给她。她接过去,没说话。两个人站了会儿,谁也没哭出声。
我转身回家,娘正坐在门槛上择豆角。她没问结果,只把一把豆角递给我。
“还去考试不?”
“去。”
“那就去。路费我给你垫。”
我把家里最后一只存钱罐敲开,凑出八块六。三天后,我搭上去县里的早班车。车窗漏风,手边压着报名表。我把表角抚平,没再往回看。
县技校的面试过了。我没进运输站,也没去上海。后来留在县机修厂,先当学徒,工钱每月二十九块。许曼临走前托人送来一封信,说她进了纺织厂,住集体宿舍。她没提那场雨,我也没回信。
秋天我回家,娘把晒好的豆角塞进竹筐。妹妹在一旁念课文,念错了三遍。我拿起铅笔,替她把那个字圈出来。
窗台上,雨鞋还没干。我把鞋口朝外摆正。
“这回别忘了晾。”娘说。
“记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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