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种英国人可能在40年内沦为少数”。随着生育率停滞不前,英国顶尖人口学家警告,大规模移民无法使英国免于社会与经济的崩溃。保罗·莫兰德是研究人口变化的社会成因及其后果的专家。保罗·莫兰德这天上午是在孙辈的幼儿园度过的,他代替即将生下第三个孩子的女儿,参加了幼儿园组织的自然漫步活动。他认为,祖辈参与育儿对于鼓励人们养育更多子女“至关重要”,而他认为这一点对社会和经济的存续举足轻重。但问题在于:说服人们多生孩子有多大的现实可能?即便做到,又是否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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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德与菲利普·皮尔金顿合著的新书《崩塌》解释了:如果总和生育率延续当前轨迹,将会发生什么。人们往往把出生率下降当作一个抽象问题看待,政界人士对此的态度则可谓漫不经心。这或许正是为什么莫兰德——这位英国顶尖人口学家,此前一直研究人口变化的历史与社会成因及后果,如今将目光转向了财政部。
读者们想必知道,韩国的生育率已跌至每名女性约0.8,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就在尚存于世人的记忆之中,韩国政府还在劝阻民众生育,如今则拼命鼓励人们生孩子。莫兰德推算,如果这样的出生率持续下去,每一代人的规模将只有上一代的约40%,到第三代时,人口将比第一代减少大约94%。
人口崩溃的影响不会均匀分布。“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韩国的村庄。”他解释说。商铺倒闭,道路失修,有条件的人搬进较大的城镇。“但接着城镇也会遭殃。”他继续说道,这会使人口愈发集中于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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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只出在韩国。“东京、罗马、首尔或许都会给人全国繁荣的印象,但它们周边的乡村已经空了。这些国家将向内收缩。”莫兰德补充道。这一深层现象正在变得普遍。目前全球超过半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崩塌》一书令人不安之处,不仅在于预测中的下降幅度,更在于解决方案之难觅。
后果将是深远的。“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形态将不复存在。”莫兰德直言,“将没有福利国家,没有养老金。”他表示,随着商品供应成本上升,通货膨胀将无法遏制。代际冲突也会随之而来。《崩塌》中的表述更为严峻:“我们只能希望……老年人口不会被饿死——或者更糟,为了腾出资源而被安乐死。”政府将无力兑现在人口年轻且不断增长时积累下的债务和承诺。也不会有救兵前来,因为人口问题正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同时发生。
莫兰德用他所谓的“四个灰”来解释其经济后果:灰色劳动力、灰色资本、灰色消费者和灰色财政。劳动人口萎缩和老龄化意味着工人减少,他据此认为,创业活力也会随之减弱。年长的投资者倾向于更安全的资产,使新企业失去风险资本;年长的消费者则不那么愿意尝试陌生的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国家必须用不断缩小的税基去赡养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提高退休年龄或许有帮助,但莫兰德怀疑,劝说“老太太每周去百安居打两个半天工”是否足以弥补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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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他说,“财政大臣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和平时期债务如此之高?这是无休止的持续拖累,与人口结构深刻相关,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我们鼓起勇气着手解决它。”
很难想象安迪·伯纳姆——他上任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公交票价、纳税问题,以及30年后公共服务的维持——会去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当然,他的历届前任都是靠大规模移民来掩盖问题的规模。莫兰德对引进劳动力能否成为长久之计深表怀疑。事实表明,移民的生育率会迅速向接收国人口的生育率靠拢。用他的话说:“人力资本高的地方正在减少。这不是说来自海地或赤道几内亚的移民就不能有生产力,但在教育水平非常落后的国家,这确实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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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还只是经济层面。莫兰德提出了成功融合的三个条件。“首先,数量必须相对有限。”他说。这样移民才能被吸纳,而不是形成足以维持自我隔离的庞大社群。“第二,移民必须来自与接收国有一定文化连续性的国家。否则,你得到的不会是和谐的社会,而是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他继续说。第三,接收国“必须对自己有信念”。一个第一反应是“道歉并作出某种补偿”的社会,将难以让新移民认同自己。
在莫兰德看来,这些或许只是常识,但在一个政客和媒体评论员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的国家,这种观点很难公开提出。一些左翼人士认为,这番话出自他的口中,多少有些不协调——他的父母是为逃离纳粹而来到英国的德国犹太人。他的父亲后来在英国军队服役,之后在托特纳姆考特路开了一家箱包店。莫兰德满怀深情地回忆说,父亲成了一个“非常爱国的英国人,他觉得自己欠这个国家很多,我们应该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回报”。
莫兰德在温布利长大,眼看着一个以白种英国人为主的街区在自己身边变迁。“我出生的地方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说,“那不是我成长的地方,对此我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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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是在他位于伦敦北部的家中进行的。就在那一周,自由民主党议员乔什·巴巴林德提交了一项法案,提议人口普查应允许人们在“白种英格兰人”之外,选择登记为“黑种英格兰人、亚裔英格兰人或混血英格兰人”。莫兰德对此不以为然。“你可以有护照,有这个俱乐部会员资格,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的话。但这并不能否定族裔群体的存在。”他主要以“共同血统”来定义族裔群体,反对将英格兰人身份仅仅理解为一种公民身份。
“我根本不是英格兰人。”他说。他的祖先中,没有一个人在1939年之前踏上过这片岛屿。“但这不妨碍我与它站在一起。”他反对那种认为英格兰人不过是一群毫无历史连续性的混合人群的说法。“所谓英格兰人只是由不同群体拼凑而成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他说,“人们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祖先生活过的国家,这是合情合理的。”
英国的前景如何?“按照当前的移民水平和生育率,在合理假设下,白种英国人可能在2060年代初成为英国的少数群体。如果你想保留这个独特的族裔群体,你就必须自己生孩子。”一个每名女性平均只生育略多于一个孩子的族群,无论移民是否持续,其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都会不断下降。莫兰德的核心论点是:关心延续性的人,不能把生育率当作别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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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认,这里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难题。生育率的下降与现代生活的自由和繁荣紧密相关。女性对是否生育、何时生育拥有更大的决定权,许多人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这就是英国总和生育率只有约1.4的原因,也是莫兰德预计英国人口将在未来半个世纪内骤减75%的原因。
父母们正把更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投入每一个孩子,这往往能改善孩子的前途。莫兰德将这一现象,连同富裕国家自以为可以依赖在别国长大的孩子来满足本国劳动力需求的做法,称为“小家庭的自私”。他说:“上世纪60年代,日本每一名退休人口对应九名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国家正走向接近一比一。而总和生育率约为2.9的以色列,并不依赖移民来维持经济运转。”
他自己的家庭情况,使他很难被归为希望女性回归家庭的人。他的妻子在人力资源领域事业有成,为企业提供高管薪酬方面的咨询。他半开玩笑地指出,正是妻子的收入支撑了他的人口学研究。“遗憾的是,卖人口学书籍不足以养家。”他说。他的女儿们——他还有一个儿子——分别在牛津和剑桥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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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德本人在牛津学习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随后取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又在伯克贝克学院完成博士学位。他此前的著作研究过人口政策在族群冲突中的运用,并从更宏观的层面论证了多生孩子的理由。政府究竟能做些什么?在他看来,人们未能培育出让大家庭依然有吸引力的文化。他希望政府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考虑住房、育儿、学生债务,甚至教育制度中的预设。
作者:安娜贝尔·登纳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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