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待了20天,只要对方看出你是中国人,那态度真就变了
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老实巴交,任人拿捏。在外蒙古出差20天,我总算把这事看透了。
我叫周大志,1985年生人,在呼和浩特一家外贸公司当业务员,刚过完35岁生日,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老婆刘敏去年冬天跟我离了婚,理由是我挣得太少,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离婚时她一分钱没分我,房子是她婚前买的,存款是她的名字,我就拿着一张离婚证,和一部充满客户聊天记录的旧手机,灰溜溜地搬进了城中村的出租屋。
那段时间我浑浑噩噩,白天上班,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出租屋里,对着天花板发呆。公司也知道我情况不好,年初正好有个外蒙古的合同要跑,去给一家矿业公司送矿山设备样品,没人愿意去,我主动接了下来。领导拍拍我肩膀,说大志,好好干,回来给你涨工资,这句话我听了七八年,也就那么回事儿。
4月中旬,我背着两个大箱子,里面装着样品和一堆技术图纸,从呼和浩特坐大巴到了二连浩特,再过关到扎门乌德,又倒了一趟火车,哐当了整整十个小时才到乌兰巴托。一路上我都在琢磨,怎么把这一单谈成,合同金额虽然不大,但也够我交一年房租的。
到了地方,接待我的是一个当地的小伙子,叫巴图,会说几句汉语。他把我安排在一个破旧的旅馆里,说是公司订的房间,水电都不太灵光。我心想,只要活能谈成,条件差点就差点吧。
来之前我在电话里跟对方负责人阿玛尔聊了三次,都聊得挺好,对方说设备我们很满意,就等见面签合同了。我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这一趟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没想到,等我在旅馆安顿好,第二天收拾得干干净净去他们公司报到,一见面,阿玛尔的态度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先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叽里咕噜对巴图说了几句蒙古语,巴图转过头问我,说你带了多少样品,我说全套的,都在这了。阿玛尔听了,笑了一下,那个笑容特别轻蔑,然后他说了句英文,就五个字:OK,let's see.
我心想,看就看吧,反正东西我都带齐了。接着我就把样品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上,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和仅有的几句蒙语给他们介绍。结果阿玛尔全程玩手机,头都没抬一下,我讲了半个小时,他最后说,今天先这样吧,明天再谈。
第二天我去,他们让我在会议室等了整整三个小时,连杯水都没倒。到了下午两点,阿玛尔才慢悠悠地进来,带着一个胖翻译。胖翻译跟我说,阿玛尔先生觉得你们的产品价格太高了,要再压价百分之三十。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个价格已经是压到成本价边缘了,再压三十我就不用做了。
我耐着性子解释,说大哥,这个价格已经是底价了,我们用的都是国标材料,质量有保障。胖翻译把我的话翻过去,阿玛尔听完,哼了一声,直接站起来,嘴里嘟囔了一句蒙古话。胖翻译跟我说,阿玛尔先生说,你们中国人做生意不实在,都是这样,先报高价,再慢慢降,我们不接受。
我当场就想发火,攥着拳头忍住了。我说,那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可以跟公司申请,再让两个点。阿玛尔听完,摆了摆手,说了句明天再说,就走了。
回到旅馆,我气得睡不着,又不敢跟公司汇报,怕领导说我办事不力。躺在床上扒拉手机,看到前妻刘敏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她新买的香奈儿包,配文是:“对自己好一点,生活才能对你好。”我看着那张包的照片,心里说不出的滋味。我想,我要是签不下这单,连下个月房租都成问题,还谈什么对自己好。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每天都去他们公司报到,可阿玛尔要么不见我,要么见了就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价格不行。我尝试找他谈技术,谈服务,谈售后,他全不接茬,就是一个态度——你们中国人的东西不值得信任。
我在那忍了整整十五天,这十五天里,我住在条件极差的旅馆里,没有暖气,晚上冻得裹着棉袄睡。吃饭也就凑合着啃方便面,偶尔去楼下小馆子吃一碗羊肉面汤,那已经算是改善伙食了。
第十六天,我实在没辙了,想着最后一搏,我把所有资料都整理好,又去找阿玛尔。那天他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人,穿着深蓝西装,像是从哪个大城市来的。阿玛尔正跟那人说话,见我进来,皱了皱眉头,转头跟那穿西装的人用蒙古语说了一串话。我隐约听懂了几个词,好像是“中国人”“不靠谱”“应付”。
我心里一凉,明明是他先砍价的,怎么扭头就成了我不靠谱了。我当时真想拍桌子走人,可一想到那沉甸甸的样品箱和我掏了三百块路费搬来的东西,我就又把这个念头压回去了。我站在门口,对阿玛尔说,我们可不可以私下聊聊。
阿玛尔不耐烦地看着我,说没有什么好聊的,你的价格太高了,我们已经决定和别家合作了。说完他摆了摆手,像在赶一只苍蝇。
我愣在那里,脑子嗡嗡的。我算了算,我在乌兰巴托耗了十六天,住店、吃饭、路费,加上样品折旧,光成本就搭进去一万多。而现在,对方一句话就让我打道回府,连一丝余地都没有。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回到旅馆,我坐在床边发了一个小时的呆。窗外的乌兰巴托灰蒙蒙的一片,远处有乌鸦在叫。我给公司打了个电话,领导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大志,实在不行就回来吧,这单算了。
算了?我算了,可我这些天的付出呢?那我这些天的委屈呢?
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嗯了一声,说了句好。
挂了电话,我蹲在地上,把脸埋在手里,第一次感到了那种憋屈得喘不上气的无力感。我没有哭,就是想大声吼一声,又什么都吼不出来。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收拾好行李,把样品一件件重新装回箱子里。旅馆老板问我要不要续住,我说不续了,然后我拖着两个大箱子,一步一步走下旅馆的台阶。
走到楼下时,我看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越野车,是前天那个穿深蓝西装的陌生人。他正在车旁抽烟,见我拖着箱子下来,朝我点了一下头,然后用蹩脚的汉语说:“你那个设备,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我狐疑地看着他,心想这又是谁?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要联系方式的人。我报了手机号,他输进手机里,又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全是俄文的。我看了半天,认出了“贸易”和“工程”这两个词,就大概猜到他是做俄罗斯生意的。
他跟我说机组那边需要一批重型的矿山配件,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聊聊。我愣了一下,心里翻江倒海。但我没表现出什么,只是说了句“回去再联系”。他也没多说,笑了笑上车走了。
我目送他的车消失在街道尽头,然后拖着箱子,踏上了回国的火车。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隔着玻璃看了一眼乌兰巴托灰扑扑的天空,心里堵了一块石头。
回到呼和浩特后,我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领导问起单子的事,我就简单说了句没谈成,他也没多问,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下次再努力。我点点头,然后回办公室坐下,打开电脑,开始准备给那个俄罗斯人发邮件。
两个月后,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是那个俄罗斯人打来的,他叫伊万,说他在蒙古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当初阿玛尔他们公司其实早就决定采购韩国那家代理商的产品了,找我来纯粹是拿我当抬价的工具。阿玛尔那混蛋,从来就没打算真的跟我合作,他就是想从我这里套一个更低的报价,去压韩国那家降价。
伊万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还有,他跟我说,你们中国人好骗,说最难缠的就是中国人,因为你们太老实,随便怎么欺负都会忍。”他学阿玛尔的语气说这话的时候,我攥着电话的手都在发抖。
伊万说,他本来也想和韩国那家签合同的,但那天在阿玛尔办公室看到我扛着那两大箱样品,一个人跑到异国他乡,被人家冷落了半个月,还一声不吭地整理资料走人。他说,他做生意三十年了,见过太多商人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没见过像我们这样,明明被欺负了还体面离开的人。
他说:周,你们中国人做生意是真有骨气,我认你这个人。一星期后,伊万从莫斯科飞过来,在我公司签了一份价值三百七十万的设备采购合同。签字那天,他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每年都会有两倍这个数的合同。
我把合同递回给领导的时候,领导愣了半天,张着嘴说不出话。
我回到出租屋,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车水马龙,突然就想起了阿玛尔那个轻蔑的笑容,和他在办公室里说的那句“你们中国人不实在”。我当时没哭,也没闹,只是把样品一件一件装进箱子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体面,是我留给自己的唯一的体面。
几天前,一个在外蒙古工作的同行给我打了个电话闲聊,他说他在乌兰巴托的一个饭局上碰见了阿玛尔。阿玛尔那天喝多了,拍着桌子骂,说韩国那个代理商交货期拖了三个月,设备型号还错了两台,被矿上索赔了几千万。他在饭桌上红着眼叹气:要是当初和那个中国人签了就好了。
同行挂了电话,我沉默了很久很久。
我什么都不想说,也没打算对外人证明什么。
我只是又想起了伊万那天在车旁跟我说的那句中文:“周,你们中国人,是打不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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