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在《现代法学》2026年第2期撰文《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与法律应对》,开宗明义讲到:我国刑事案件总数逐渐减少,轻微犯罪案件比率显著上升,重罪案件比率大幅降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陈永生认为,这是“基于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作出的重要决定”(陈永生,《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与法律应对》,《现代法学》2026年第2期,第83-100页)。
第一,刑罚与附随后果的两个制裁方向
在我国,犯罪不仅要受到刑事制裁,而且要受到犯罪附随后果的惩罚。
陈永生指出,“犯罪附随后果属于前科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对有犯罪前科者及其家庭成员或亲属适用的,除刑罚以外,对特定权利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制度”(同上)。刑罚有期限,附随后果却未必;刑罚针对行为人,附随后果还可能波及家人。
这两个方向,一个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惩罚,一个是刑罚结束之后仍在延续的限制。
第二,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不合理之处
陈永生谈到的核心问题是:“没有分别就重罪与轻微犯罪设置不同的附随后果。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实践做法,不管是重罪还是轻微犯罪,犯罪附随后果都是一样的,这显然不合理”(同上)。
他进一步分析,犯罪前科制度的目的是防止再犯,而“实施轻微犯罪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不大,因而重罪与轻微犯罪的附随后果应当是不同的”。
轻罪轻罚,附随后果却与重罪几乎一样,在这里比例原则确实失了衡。
第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主要价值
正因附随后果“存在不合理之处”,封存才有其价值。
陈永生指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于保护轻微犯罪行为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利,尤其是复学、升学、就业等权利,保障其顺利复归社会,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同上)。
他还提到,目前犯罪记录封存“只适用于未成年人,不适用于成年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合理的”,“‘一日行窃,终身为贼’的俗语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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