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四十分,考茨太太开始磨刀。
磨石贴着刃口慢慢地蹭,声音像有人在磨牙。地窖里只点着一支牛油蜡烛,火苗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在墙上晃了两晃。我坐在长凳上,胸口抵着那根粗麻绳,下巴勾在绳上,不敢睡沉。
2便士,这是我今晚的价钱。五点整,她会提着刀顺着绳子走过来,一根一根地割,人就从长凳上往前栽下来,摔在地板上,摔醒了就得走。没人磨蹭,磨蹭的人,明天就没人再卖绳子给他。
左边的汉子睡得沉,隔一阵子滑一下,惊醒,抓住绳子,又接着睡。我不羡慕他。我这个星期的钱,全拴在厂门口那块怀表上。
六点厂门关。迟到两分钟,罚6便士;迟到十分钟,罚1先令6便士。我一个星期的工钱,是11个先令。上礼拜一早上雾太大,马车误了,我跑到门口,汽笛已经响过。
格林工头把怀表一翻:“十分钟。”一个半先令就没了。我说雾太大了。他说:“那你把‘雾’字写到工钱里去,看它变不变钱。”没人笑。那笔钱按这个地窖的价钱,够躺四晚“棺材盒”,够挂九晚绳。
所以这个礼拜,我只买得起绳。
这地窖里分三等价钱。掏1便士的,坐大通铺的长凳,整夜跟大伙一起点头,脑袋一点下去、猛地一点上来。掏2便士的,有绳子:绳子横着拉在长凳上方,齐胸口高,人坐在绳后头,往前一趴,胸口和下巴架在绳上,就这么睡。
掏4便士的,可以躺平,钻墙根那一排棺材形状的木盒子,盒子刚好容一个人,脑袋那头留个透气缝。睡觉在这地方是明码标价的:坐着最贱,挂着贵一点,躺平最贵。
下雨天,汉子们把潮气带进来,满屋子是湿羊毛、便宜杜松子酒和烂脚的味道。
隔壁的老里德在这儿挂了三十年了。头一晚他教我窍门:别拿下巴压,用肩窝勾,下巴会滑,肩窝不会。也别睡沉,睡沉了掉得快,脸先着地,把你叫醒的不是疼,是牙齿磕地板的声儿。
这绳子旅馆倒有一处“周到”:人睡着了,身子一松,脑袋从绳上滑下来,自己就惊醒,连闹钟都替房东省了。只是不能惊得太多回,动静大了吵着两边,考茨太太会把人撵下绳,回大通铺去。那儿便宜,但脖子折得厉害。
墙根棺材盒里躺着个咳嗽的威尔士人。他掏的是4便士,进去的时候叹了口气,像回家。他说他有半年没躺平过了。大通铺那头,只掏得起1便士的人一个挨一个点头,像一排被风打着的湿衣裳。
半夜里,考茨太太挨个收钱,铜币一枚一枚落进围裙口袋,一边数一边交代:“先给钱,后坐下。五点我割绳。摔下来起不来的,我的靴子认路。”
前两天真有这么一个:喝多了睡死了,绳割了没醒,趴在地板上接着打呼。她叫人把他拖出去,说三天不卖他绳。没人替他求情。
规矩就是规矩,谁睡死谁知道,说不定明天就轮到自己。还有个十五六的少年,把口袋翻遍了凑不出2便士,考茨太太朝大通铺一指:“那儿。”他小声嘟囔了句什么,没人听清,也没人想听清。
她之前是她父亲割,她父亲之前是父亲的父亲。她说她祖父割绳那会儿,这条街上有三家绳旅馆。
我爸睡的是另一条街的绳旅馆。他坐了一辈子长凳,一晚1便士,坐到天亮。他这辈子没躺平过,头一回伸直了腿,是被抬进棺材的时候。我妈说,盖板落下来那一下,我爸的脸比这辈子哪一刻都安生。
后半夜,考茨太太拎出一瓶杜松子酒,一杯2便士。汉子们挂着绳喝,身上暖了,就不想着去躺棺材盒了。
五点整,考茨太太顺着绳子走过来,左手提刀。咔一声,咚。又一声,又咚,像一排沙袋挨个倒。我往前一栽,两只手掌撑住地,人还没醒透就先爬起来了。
四下里的人都在黑暗里爬起来跺鞋、抓帽子,没人说话,也不用说。威尔士人从棺材盒里爬出来,先站在那儿,把两条腿伸直了,再慢慢往外走,走得特别慢,像舍不得把伸直了腿的这点路走完。
我们挤出门,扎进雾里。伦敦的雾大得看不见街对面,煤气灯像泡在水里的蛋黄。教堂刚敲过五下。厂在城另一头,我跑了四十分钟,又走了十五分钟,赶在关门前三分钟摸到门口。
格林工头站在门里,怀表捏在手上,眼睛看表不看人。汽笛响,铁门开,我从缝里侧身进去。他扫了我一眼,没说话。我心里算:剩下的两分钟是6便士,是三晚的绳,保住了。
车间里,机器声像潮水一样漫过来,机油味里飘着棉絮,高窗的光柱里能看见灰尘一缕一缕地飞。黑板上是粉笔字:不准坐下,说话罚,手脏罚,打盹罚。
我的活是接断头,纱线一天在指尖过上几千遍,指纹早磨平了。晌午,我把揣来的面包掏出来站着啃完,坐是不许的。隔壁那台机器的汉子打了个盹,眼皮才合上不到半分钟,被人瞧见了,2便士又没了。
他没争,争了罚得更多,只是把嘴唇越抿越紧。我站了十二个钟头,小腿肚子一直在跳,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那根绳:横在长凳上方,齐胸高,刚好是一个人趴下去的高度。
散工的时候,我站在厂门口算了笔账。一个星期11个先令,房租拿走4先令,吃饭拿走4先令,还得给我妈捎去半个先令。剩下这点,不够天天躺棺材盒。
躺平得攒着,攒到有外快、心里高兴的时候,才敢伸直一晚腿。多数日子,我只买得起绳。
回地窖的路上,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影子拉长了又缩短。地窖的台阶还是那么几级,我数着走下去了。蜡烛换了新的。我把2便士放在柜台上,考茨太太抬头:“还是挂?”“还是挂。”老里德已经把肩窝搁上绳了。
他忽然开口:“二十年前,我兄弟去了美洲。前年才有信来,说买了房子,屋里有床,宽的。”他顿了顿。“我信里问他的不是这个。我问,去美洲的人,为啥开口闭口都提能自己说了算的日子。他就回了我一句,那边睡觉,没人割你的绳。”
我没接话。
蜡烛烧到底,地窖里的呼吸一片一片起伏,没有一处是睡沉的。我勾着肩窝,心想,去美洲的人其实未必懂什么大道理,他们只是想睡一个整觉,不掏钱、没人割的整觉。
只不过在这座城里,这个也得花钱买:坐1便士,挂2便士,躺4便士。这些价钱挂了上百年了。老里德的父亲坐长凳,他祖父也坐;考茨太太的父亲割绳,她祖父也割。从活到死,多少人是没伸直过腿的,头一回伸直,就是棺材盖合上那天。
我闭上眼,跟自己说:睡轻点,再睡轻点。绳还在那儿横着。五点,考茨太太会准时来,左手提刀。
夜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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