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二十七岁。
我蹲在灶台跟前添柴火,锅里的水咕嘟咕嘟翻着花,蒸汽把厨房的窗户糊了一层白。马秀兰从堂屋进来,手里攥着半块馕,一边掰一边往嘴里塞,腮帮子鼓鼓囊囊地说:“古丽,你男人又去场部了?”
我嗯了一声,没抬头。柴火噼啪响了一声,火星子蹦出来落在脚边的干草上,我拿火钳子拨了拨,把它摁灭了。
“又去看病?”马秀兰嚼着馕凑过来,蹲在我旁边,胳膊肘碰了碰我,“我听说场部医院来了个新大夫,姓韩,说是从乌鲁木齐下来的,专看女人那方面的病。”
我还是没抬头,拿火钳子捅了捅灶膛里的煤块。火苗子舔着锅底,铁锅边沿一圈黑灰。马秀兰见我不说话,自个儿叹了口气,把剩下的馕塞进嘴里,拍了拍手上的渣子站起来:“行吧,我回了,羊还没喂呢。”
她走到院门口又折回来,扒着门框冲我喊:“古丽,你听见没?新大夫!姓韩!”
“听见了。”我说。
马秀兰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就剩灶膛里火呼呼响。我站起来掀开锅盖看了看,水开了,往里面下米。抓米的时候手抖了一下,多抓了一把。李建国回来吃饭,看见碗里饭多了,又要问东问西。
我和李建国结婚六年了。头两年还好,婆婆还笑着说“不急不急”,第三年她开始往我碗里夹菜的时候念叨“多吃点,身子骨壮实了好生养”,第四年她跟隔壁王婶子坐门口纳鞋底,嗓门大得半个巷子都听得见,说“养个鸡还知道下蛋呢”。我当时在院子里晾衣服,手里的床单拧了三圈,水顺着胳膊肘往下淌,我硬是没让它掉一滴眼泪。
李建国倒是没说过难听话。他就是闷,越来越闷。白天去场部开拖拉机,晚上回来吃饭、洗脚、上炕,全程能不说一句话。有回我半夜醒过来,看见他坐在炕沿上抽烟,烟头一亮一亮的,照得他半张脸发红。我说你咋不睡,他说“抽完这根”。烟抽完了,他躺下来,背对着我,没过五分钟就打起呼噜。
我知道他心里也压着事。场部那些开拖拉机的老爷们儿,闲下来就蹲在墙根底下说荤话。有回我去送饭,还没走到跟前呢,就听见李建国的声音:“……管他呢,爱有没有,老子又不是非得……”后面的话他没说完,看见我来了,把后半截咽回去了。旁边那几个汉子互相递了个眼色,嘿嘿笑着散了。
我把饭盒递给他,他接过去蹲下来扒拉米饭,也不抬头看我。那天风大,场部院子里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响,我站在他旁边,风把我裙摆吹起来糊到他饭盒上,他拿手扒拉开,说了句“你回去吧”。
我回去的路上想,这日子过得真是——咋说呢,像嘴里含了块石头,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马秀兰说的那个韩大夫,我到底还是去看了。隔了三天,趁李建国出车去团部拉化肥,我骑自行车去了场部医院。医院就是三间平房,墙刷得白白的,门口种了两棵馒头柳。我进走廊的时候,闻见一股子来苏水的味儿,跟我妈以前在连队卫生所干活时候一个味儿。
韩大夫诊室的门半开着,我敲了敲门框,里面有人说“进来”。我进去一看,愣住了。马秀兰说“新来的大夫”,我还以为得是个老太太,结果是个男的,看着四十出头,国字脸,眉毛挺浓,白大褂敞着扣子,里面穿一件灰色的毛衣,领口露出半截衬衫领子。
他站起来,指指椅子:“坐。哪不舒服?”
我坐下来,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绞着挎包的带子。诊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检查床,窗户开着半扇,风吹进来把桌子上几张化验单吹得哗哗响。他拿个搪瓷缸子压住,又问了一遍:“哪不舒服?”
我说:“我结婚六年了,没怀上。”
他点点头,拿钢笔在处方笺上写了几个字,笔尖沙沙响。写完把笔帽扣上,抬头看我:“做过啥检查没有?”
我说做过,把历年攒的检查单子从挎包里掏出来,厚厚一摞。他接过去一张一张翻,翻得很慢,有时候停下来盯着单子看半天,忽然问:“你男人查过没有?”
我愣了一下。没人问过这话。婆婆没问过,我妈没问过,我自己也没想过。我光顾着自己查了,中药喝了三年,苦得我闻见药味就反胃,扎针灸扎得肚皮上全是针眼,也没想过让李建国来查查。
韩大夫看我愣着,把单子往桌上一放,说:“你先回去跟你男人商量商量,让他也来查查。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光查你一个人不行。”
我攥着挎包带子站起来,说行。走到门口他又叫住我:“你叫啥名字?我给你建个档案。”
“古丽。”我说,“古丽·艾买提。”
他低头写,边写边念:“古丽·艾买提……”念完了抬头笑了一下,“我姓韩,韩建平,以后来了直接找我,不用挂号。”
我出了医院门,骑上自行车往家走。风从耳朵两边呼呼过去,我想着韩建平说的那句“让你男人也来查查”,心里翻腾了一路。到家把自行车支在院墙根下,进屋看见李建国已经回来了,正蹲在院子里拿水管子冲脚。
我站在门口说:“建国,我今天去医院了。”
他头也没抬:“嗯,咋说?”
“大夫说让你也去查查。”
他冲脚的手停了一下。水管子还在哗哗淌水,他冲的是右脚,左脚踩在砖地上,脚趾头缩了缩。过了有几秒钟,他说:“我查啥?我又没毛病。”
“大夫说了,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
他把水管子往地上一摔,水溅了我一裤脚。“我没工夫。”他说,拿毛巾胡乱擦了擦脚,趿拉着拖鞋往屋里走,“要去你自己去。”
那天晚上他没吃饭,说是在场部吃过了。我煮了两个人的饭,自己吃了一碗,剩下那碗扣在案板上,到第二天早上馊了,我端去喂了鸡。
后面那一阵子我老跑医院。韩建平给我调了药,又让我隔三天去做一次检查。我去的次数多了,跟他话也多了。他这人话密,手上给你诊着脉呢,嘴上一刻不停,从乌鲁木齐的抓饭说到喀什的石榴,从场部医院的破暖气片说到他以前在部队当卫生员的事儿。
有一回我去得早,他刚开门,炉子还没生起来,诊室里冷得跟冰窖似的。他搓着手说你等会儿啊,蹲下去拿柴火生炉子,塞了半天没塞着,烟倒冒了一屋子。我把他扒拉开,三下五除二把炉子给生着了。他蹲在旁边看得直咂嘴:“行啊古丽,你这手艺比我都强。”
火苗子窜起来,炉膛里呼呼响,屋里慢慢暖和了。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说:“你男人还是不来?”
我摇摇头。
他叹了口气,拉开抽屉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根点上,抽了一口想起什么似的,又找烟灰缸——找了半天没找着,拿那个压化验单的搪瓷缸子当烟灰缸使了。“你男人这是拿你当啥了?”他弹了弹烟灰,“我不是挑事儿啊,我说话直。你一趟一趟往我这儿跑,喝的那些苦药汤子,扎的那些针,回去连句暖心话都落不着?”
我没说话。炉子上的水壶这时候响了,呜呜的哨声。他站起来提了水壶给我倒水,手抖了一下,水溅出来一滴落在桌面上,他拿袖子一抹抹了。“我跟你说这话不合适,”他把杯子推到我面前,“我就一瞧病的,说多了招人嫌。”
“你说得对。”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平时不太一样,沉了一下。然后他坐回去,翻开我的病历本,清了清嗓子:“行了,今天查啥?先说说这个月的反应……”
入冬以后场部医院暖气烧得不好,韩建平把他自己那屋的电热扇拎到诊室里来,对着我这边吹。我说你吹着吧我不冷,他说“你穿得薄”。其实我穿得也不薄,棉袄棉裤都上身了。他就是找话说。
那天检查完我穿鞋,弯腰的时候腰闪了一下,哎哟了一声。他赶紧从椅子上弹起来,手扶住我胳膊:“咋了?”
“没事,腰扭了一下。”
他没松手,另一只手搁在我后腰上,隔着棉袄按了按:“这儿疼不疼?这儿呢?”
我说不疼。他的手停在那儿没动,我弯着腰穿好一只鞋,直起身来的时候跟他脸对脸,离得很近,能闻见他嘴里的烟味和身上来苏水的味儿。他的喉结动了一下,手从我腰上拿开了,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检查床上,床腿儿吱嘎一声。
“你小心点。”我说。
“嗯。”他嗓子有点哑,清了清喉咙,“那个……下回你男人要不来,你就……你就别来了。”
我看着他。他别过脸去,拿手背蹭了一下鼻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自个儿来没用。”
我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他说的那句话。雪粒子打在脸上,凉丝丝的,化成了水。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盖住嘴。到家李建国在堂屋里坐着看电视,黑白电视沙沙地响。我进屋他也没扭头,眼睛盯着屏幕说:“你上哪儿去了?”
“医院。”
“又去医院。”他把遥控器往茶几上一扔,“古丽·艾买提,你还有完没完了?药吃了多少了?钱花了多少了?你瞅瞅这屋里的摆设,结婚时候买的暖水瓶到现在还是那一个,钱都填医院那个无底洞了!”
我站在门口没说话。电视里播着新闻,声音忽大忽小。李建国越说越来劲,站起来指着我鼻子:“你要实在生不出来就痛快点说,咱别这么耗着,我妈那边我不好交代!”
这话他说出口自己也愣了一下。我看见他眼神闪了一下,像是后悔了,但嘴硬,梗着脖子不吭声。我转身就往外走,他在后面喊:“你上哪儿去!这么晚了!”
我没理他,蹬上自行车就往场部骑。路上雪下大了,一片一片往眼睛里撞。骑到半道儿我停下来了——我去哪儿呢?回娘家?我妈那脾气,知道了还不得拿擀面杖把我打出来?去马秀兰家?她那张嘴第二天就能传遍全队。
我在雪地里站了半天,鬼使神差地又往前骑,骑到卫生院门口。大铁门锁了,旁边小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韩建平那屋还亮着灯。我敲了敲门,他开了门看见是我,愣了一下,赶紧把我让进去:“你咋了?脸都冻白了。”
我坐下,他拿电热扇对着我烤,又倒了热水。我捧着杯子,手哆哆嗦嗦的,水差点洒出来。他蹲在我面前,仰着头看我:“跟男人吵架了?”
我点点头,眼泪这时候才掉下来,掉进杯子里,叮咚一声。
他叹了口气,手在我膝盖上拍了拍:“古丽,你听我一句话。你回去好好跟你男人谈谈,他要实在不配合,你这日子……你得自己做打算。”
我抬头看他,炉火映在他脸上,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他四十岁了,没成家,场部的人背后管他叫“老光棍”。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话,张嘴就问:“韩大夫,你咋不结婚?”
他笑了一下,站起来坐到桌子那边去,拉开抽屉摸烟:“我这个岁数了,谁跟我呀?再说了,我这人毛病多,一个人过惯了。”
“啥毛病?”
“你看这烟。”他把烟点着了举起来给我看,“戒不了。还有这人吧,说话难听,不会拐弯抹角。前年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处了没俩月,嫌我挣得少,嫌我说话噎人,散了。”
他抽了口烟,隔着烟雾看我:“古丽,你别学我。你回去好好过日子,让你男人去查查,没准儿是他的毛病呢?查明白了对症下药,孩子就有了。”
我摇摇头:“他不去。”
“那就拖着?”
“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在他那儿坐到十点多。他把我送到大门口,雪地里踩得咯吱咯吱响。他把自己的棉帽子摘下来扣在我头上:“戴着,路上冷。”我说你咋办,他说“我两步就回去了”。
我骑出去老远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门口,路灯把他影子拉得老长。
后面的事就跟雪球滚下山似的,越滚越快,越滚越大,我拉都拉不住了。李建国到底也没去查。他不光没去,还开始疑神疑鬼,我晚回去半小时他就盘问半天,翻我挎包,闻我衣服上有没有烟味。有一回他闻见我衣服上有来苏水的味儿,冷笑了一声:“你跑医院比跑娘家都勤,是看病还是看人?”
我火腾就上来了:“你说啥?”
“我说啥你心里清楚。”他把挎包往炕上一扔,“那个姓韩的是个光棍吧?四十了没结婚,啥好人四十了不结婚?”
我气得手直抖:“李建国你嘴放干净点!”
“我嘴不干净?你干的事儿干净?”他揪住我袖子,“你今儿起别去医院了,药停了,爱有没有,老子不要了!”
他把我拽到炕上摔了一下,我后脑勺磕在炕沿上,嗡的一声。他摔完自己也傻了,站在那儿看着我,手垂下来。我爬起来,摸摸后脑勺,没出血,鼓了个包。我没哭,我说:“李建国,咱俩完了。”
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我穿上鞋就往外走,这回他没拦。
我直接去了卫生院。韩建平正在关灯准备锁门,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啥也没问,把我让进去,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下等我自己开口。我把事情说了,他听完半天没说话,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烟灰缸里堆了一小堆烟头。
“古丽,”他把烟屁股摁灭,转过脸来正正经经看着我,“你在我这儿,我高兴。说实话,我韩建平这辈子没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过。可你要想清楚,你要是跟我,你男人那头咋办?队上人咋说?你家里人咋说?”
“我不怕。”我说。
他盯着我看了好几秒,忽然伸手把我搂住了,搂得特别紧,勒得我后背的棉袄都皱起来了。他把下巴搁在我头顶上,声音闷闷的:“古丽,我可是个穷光棍,就这一间宿舍一张床,工资月月花干净,连个存款都没有。”
我把脸埋在他毛衣里,闻见烟味和肥皂混在一起的味儿,说:“我不要存款。”
后来的事,说起来也简单。我跟李建国摊了牌,他暴跳如雷,把家里一个暖水瓶砸了,又把他妈搬来。他妈堵着门骂了我三天,什么难听骂什么,马秀兰来劝了一回,让她骂走了。我娘家人也来了,我哥要揍韩建平,我挡在中间说“你要打先打我”,我哥举着拳头落不下来,跺了跺脚走了。
韩建平那边也不好过。卫生院院长找他谈话,说影响不好,让他注意点儿。他把白大褂一脱扔院长桌上,说“我不干了”。他那点行李卷了三个纸箱子,找了一辆拉煤的卡车,趁天没亮把我接上,往乌鲁木齐去了。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黑着,车斗里全是煤渣子,韩建平拿他那个旧褥子铺了一层让我坐。车开出队部的时候我从帆布篷的缝里往回看了一眼,看见李建国站在路口,穿着那件蓝棉袄,两手插在袖筒里,越来越小,最后让灰蒙蒙的天给吞了。
韩建平碰了碰我手:“冷吧?”
我说:“不冷。”
他把军大衣脱下来裹在我身上,自己就穿件毛衣,缩在煤堆里哆嗦。我拉他大衣跟我一块儿裹着,他嘿嘿笑了一声:“这趟车坐的,跟私奔似的。”
我说:“可不就是私奔。”
他把脸贴在我头发上,没再说话。卡车晃晃悠悠往前走,天边开始发白,雪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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