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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1796年9月,华盛顿在告别演说里提醒说,要警惕“虚伪的爱国主义”。原文用的是“impostures”,它不只是虚假,还带着表演的意思。
一个领导独立战争、亲手缔造国家的人,谈爱国本有充足资格。但他在功成身退之际,却把警惕的目光投向爱国这件事本身。
华盛顿要警告的是,一个演出来的东西,被当成了真的。他警告的对象,是那些“自称比任何人都爱国”、动辄怀疑别人不够爱国的人。两百多年过去,这句话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变得更难辨认。因为今天的表演不再需要剧场,一条短视频、一次热搜、一把砸向同胞的锁,就足以完成一场爱国叙事。
问题在于,当表演结束,流量退潮,留下的东西有多少与爱国有关系?为什么爱国这件事,特别容易滑向表演?
表演的剧场特别需要观众
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样本。罗伯斯庇尔把“爱国”变成一种绝对的道德语言,谁被指认为不够爱国,谁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恐怖统治的逻辑并不复杂:爱国不再是具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公开的表态,因此表态越义正言辞,越安全;越温和,越可疑。结果,断头台成了检验爱国诚意的道具。
这种逻辑并不只停留在欧洲。日本军国主义把这套机制做得更精细。甲午战争期间,一个叫木口小平的喇叭手中弹身亡,死时仍保持着吹号的姿势。军方和媒体把这个细节加工成“军神”故事,先张冠李戴把另一个人的身份安上去,发现弄错后再纠正,但宣传机器已经开动。这个故事被编入国定教科书,配以“忠君爱国”的训诫,送到学生面前。
表演的关键在于,它不需要确凿的事实,只需要情感的共振。一个吹号姿势,经过报刊、戏剧和教科书的反复擦拭,变成了一代儿童理解“爱国”的经典素材。
麦卡锡时代把剧场搬进了国会听证室。麦卡锡本人并不需要证明任何人有罪。他只需要罗列一份名单,问一句“你是否现在或曾经是共产党员”,拒绝回答本身就构成了“不爱国”的证据。指控替代了事实,立场替代了行为。这套操作的遗产至今可见。
1988年美国大选中,老布什阵营攻击对手杜卡基斯“不愿意让教师带领学生背诵效忠誓言”,效忠仪式被裁剪成竞选广告的素材。人类学家克泽尔当时评论说,效忠誓言这类东西,“是极权国家的标志,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志”。话说得重,但点出了一个区别:民主制度下的爱国如果也要靠仪式来验证,那它离表演就不远了。
历史的回声并不遥远
义和团常被简化为“盲目排外”四个字。但回到1900年前后的现场,事情更复杂。底层民众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挤压。
列强修铁路,经过村庄就直接推倒房屋,毁掉坟墓,不给补偿;德国人修路切断田间水道,农民去拦阻,被枪毙数人;铁路沿线只招“教民”,靠旱运水运吃饭的运输工人大量失业。反帝情绪是真实的,但认知的局限让这种情绪被导向了笼统的排外。
烧教堂、拆铁路、砍电线,这些行动在参与者心中未必不是“爱国”。问题在于,当愤怒找不到具体的责任者,它就会寻找最容易泄愤的目标。而最容易泄愤的目标,往往不是真正的压迫来源。
1931年之后抵制日货的运动中,类似的结构再次出现。银行断绝与日本的往来,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货,这些是有效的经济施压。但另一面是,日资企业的中国雇员被“强烈鼓励”辞职,“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一个商人因为几颗日本纽扣开除了分所主管,登报道歉。
到了2012年,西安的蔡洋用一把U型锁砸向开日系车的李建利。李建利开放性颅脑骨折,五级伤残,右边身体动不了,说话含糊,大小便无法控制。蔡洋被判十年,2022年出狱后不会用智能手机,打零工一天挣不到一百块,父母年近七十守着林场,一个月收入一千多块。他没有赔过一分钱,也没有对李建利说过一句道歉。
从义和团到U型锁,跨越一百多年,“爱国暴力”选择的目标总是高度相似。不是远方的对手,而是身边的同胞;不是强大的权力,而是可见的弱者。
开日系车的普通人、穿和服的路人、货架上贴着日文标签的商品。这种“安全”的暴力,用最小的个人风险换取最大的道德满足。它在心理上划算,在后果上却由两个普通人各自用余生来支付。
谁在从“爱国”中获利
鲁迅有一个词,叫“伪士”。1908年,他在《破恶声论》里提出这个概念,说的是那些把口号和主义挂在嘴上、但“其实毫无实际”的人。鲁迅痛斥他们是“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他批评一些人急于救国,却“考索未用,思虑粗疏,茫未识其所以然,辄皈依于众志”。还没想清楚,就急着站队;还没弄明白,就先把姿态摆出来。很多时候,表演的动力,并非是愚蠢,更常见的是算计。
今天“爱国生意”的产业链已经相当成熟。一些人打着“爱国”旗号发爽文和短视频,真实目的是“碰瓷”爱国主义,博人眼球、赚取流量。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动不动就贴上“立场有问题”“你不是中国人”的标签,搞道德绑架以占据话语主动权。
一位拥有数千万粉丝的“爱国大V”,一边在视频中高呼激烈口号,一边被曝出在海外购置房产。他的每一次“出征”都能收割流量,即便因偷税被罚、账号停更,仍有铁杆拥趸为其辩护。
语言暴力与U型锁的物理暴力,共享同一个逻辑:以爱国之名,行收割之实。区别只在于,一个砸的是头骨,一个砸的是声誉。而表演者两头都不沾,他们站在安全的位置上,收获掌声和收益。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获利方式,来自政治操作。麦卡锡主义的惯用伎俩,是把政党和国家、政府和人民有意分离,制造一种“只有我们在真正保卫国家”的对立叙事。这种操作能快速聚拢支持,但它的团结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因为矛盾被外化了,并没有被解决。
表演者获得的是当下的注意力或选票,代价由被撕裂的社会关系来支付。华盛顿在告别演说里其实已经描述过这个场面:真正的爱国者可能因为抵抗了得势者的操弄,反而被怀疑和厌恶,而那些操弄者和受骗者“篡取了人民的掌声和信任”。
爱国需要敌人吗
牛津大学的研究者辛肯恩发现,民族主义者的自豪感建立在“比其他国家更好”的比较之上,而爱国主义者的情感联系“往往不涉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主要来自对本国特质的欣赏。
在她的调查中,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学生更倾向于支持经济保护主义,爱国主义情绪更强的学生则更强调国家合作与国际主义情怀。表演式的爱国,几乎总是需要一个敌人。没有敌人,激烈的宣言就失去了参照物;没有“他们”,“我们”就难以被定义。
但真正的爱国情感,并不必然依赖这种对立结构。学者潘维在辨析这两个概念时说,爱国主义是“内向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是“外向的、进攻性的”。内向意味着目光朝向共同体的内部,朝向那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改善。外向意味着目光朝外寻找靶子,靶子越清晰,表演越安全。
表演式爱国的代价
表演式爱国的代价,可以分别从国家、民众和社会三层来看。
对国家而言,实力来自长期积累。农田、工厂、课堂、实验室、法律条文、基础设施和治理经验,一样一样沉淀下来,才构成一个国家的底气。口号不参与沉淀。公共话语若被表态占用,真正该投入的建设就会推迟。情绪高潮退去之后,留下的仍是那些没有解决的具体问题。一个国家若习惯用表态代替做事,建设的节奏会被不断打断。
对民众而言,普通人的善意容易被征用。善良的人出于对故土的关切参与公共讨论,他们的热情被引导到站队和指责上,很少有人告诉他们,关切可以转化为对身边事务的改善。与此同时,诚实工作、认真纳税、把孩子教好的人,未必得到相应的尊重;擅长表演的人却不断获得名声与实惠。长此以往,民众之间的信任会被磨损,老实人会感到寒心。
对社会而言,伤害发生在讨论能力上。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允许争论,允许批评,允许在争论中修正自身。表演式爱国取消了这种空间。异见先被定性,再被围攻,讨论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不同群体相互猜忌,情绪逐轮升温,社会在一次次对立中消耗凝聚力。纠错机制一旦失灵,错误便只能靠更大的代价来纠正。
这些后果并不总是立刻显现。表演带来的热闹是即时的,损伤却是缓慢的,往往要过许多年才看得清楚。
华盛顿写下那句话的1796年,美国正处在党派纷争和外国势力干预的夹缝中。他担心的不是抽象的虚伪,而是那些把爱国口号当作派系工具的人。两百年后,这句话仍然有效,不是因为人性没有变化,而是因为表演的剧场一直在翻新,而看戏和演戏的诱惑始终存在。
参考资料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1796. 原文见Wikisource: “Real patriots, who may resist the intrigues of the favorite, are liable to become suspected and odious; while its tools and dupes usurp the applause and confidence of the people.” 潘维,《别把爱国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人民网/环球时报,2015年4月14日. 陶郁,《“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不是一回事儿》,《青年参考》,2013年12月18日,引述Elina Sinkkonen在《中国季刊》发表的研究. 韩海涛、陈月,《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何以沉渣再起》,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2020年9月3日. 鲁迅,《破恶声论》,1908年。“伪士”释义参见《鲁迅知识分子观的价值重估和当下意义》,中国作家网,2016年9月23日.-24 张斌,《日本军国主义如何杜撰“军神”给小学生洗脑?》,CCTV国家记忆,2025年1月15日. 《14年前拿U型锁砸人的蔡洋:2022年出狱,找不到工作靠打零工为生》,搜狐,2026年5月4日;相关后续亦见今日头条2026年4月报道.-1-7 《民国时期民众抵制日货:日企雇员不辞职遭殴打》,中国新闻网(来源羊城晚报),2012年9月24日.-31 《义和团》,新浪军事,2018年5月28日,含列强修路毁田、枪杀阻拦农民等背景史料.-11 《爱国情怀岂能当生意》,《文摘报》转载“浙江宣传”文章,2024年3月13日.-27 《Analysis: U.S. Love of Symbolism Makes Flag Pledge Charges Effective》, Los Angeles Time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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