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提示:本文为纪法政策科普,问责认定、处置结果以纪检监察机关调查结论为准。
这些年,问责机制持续落地实施,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公职人员形成有力约束,推动各级岗位责任压紧压实。但是在基层落地执行过程中,少数地方出现执行偏差。个别地方不区分客观情形、不厘清责任边界,一旦发生问题就启动问责,简单化、一刀切式问责时有出现。相关要求多次明确,问责是管权治吏的利器,不能随意使用,泛化、简单化的问责问题,发现之后应当及时纠正。
很多基层干部都有感受,机械化的问责,最容易挫伤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部分工作本身存在客观条件限制,夹杂历史遗留因素,或是遇到难以预判的突发状况。出现问题之后,不去区分主观过错和客观困难,不去厘清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直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直接先对基层工作人员作出处理。
有的把问责当成应对检查、回应舆情的方式。只要事件受到关注,就快速处置一线人员,看似及时回应,却没有深挖问题背后深层次根源。长此以往,不少基层干部心里产生顾虑,担心做得多出错多,遇到事情不愿主动担当,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背离了建立问责制度的初衷。
问责的核心初衷,是压实责任,而不是单纯作出处分。
问责的目的不在于处罚干部,而是督促履职、推动问题整改。精准问责,要求事实清楚、责任明晰、证据扎实。需要综合考量当事人主观态度、履职全过程、造成的后果,同时核查是否存在主动补救、认错整改等情节。
如果干部已经依照规定流程履职,尽到自身职责,只是因为不可抗力、外部客观因素,导致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就不宜随意启动问责。容错纠错机制设立的意义,就是保护愿意干事、大胆探索的干部,区分改革探索当中的失误和违纪违法行为。
下面梳理几类容易出现的不当问责情形,也是基层比较常见的情况。
第一种,责任划分不清,责任向下传导转嫁。上级决策方案本身存在短板,最后责任全部落到一线执行人员身上,领导责任没有落实。
第二种,用问责替代整改。相关人员被问责之后,不再完善制度、补齐管理短板,同类问题隔一段时间再次发生。
第三种,单纯依靠结果倒推责任。只看重最终工作成效好坏,不核查履职过程是否到位,只要结果不达预期就开展追责。
第四种,问责层层加码。一件事情出现问题,整条链条上多人一并追责,不区分责任轻重,批量作出处理。
落实精准问责的同时,也要畅通申诉纠错渠道。
按照相关规定,受到问责处理的干部,如果认为认定事实存在偏差、责任划分不公,可以依法依规提出申诉。纪检监察机关收到申诉材料后,会对案件重新复核。一旦核查确认属于问责泛化、简单化问题,就依规调整或者撤销原有问责决定,及时为干部澄清正名。
澄清正名不只是一份书面结论,更是给踏实干事的干部吃下定心丸,避免出现干事的人受委屈、消极应付的人不受约束的情况。
不少人会有疑问,反对问责泛化,是不是意味着监督尺度放宽、不再追责。这里要区分清楚。
纠正简单粗暴问责,不等同于放松管理。对于确实存在失职失责、敷衍应付、弄虚作假,主观上不作为、乱作为的人员,该问责的依旧严肃问责,标准不会放松。严管和厚爱可以并行,应当追责的绝不姑息,不该追责的坚决不问责。
下面梳理几个大家常见的认知误区。
第一个误区,只要出了问题,就必须有人被问责。责任判定要看因果关联,已经依规履职尽责的,不应当被问责。
第二个误区,问责处理人数越多、处分越重,治理成效就越好。问责的核心在于精准,不是以处理人数衡量力度。
第三个误区,干部提出申诉就是不服从管理。申诉是规定赋予的权利,是纠正不当问责的重要途径,正常申诉不会受到区别对待。
第四个误区,容错纠错等于免责。容错仅适用于符合条件的改革探索失误,违纪违法问题不在容错范围之内。
问责权属于重要的公权力,规范使用能够推动责任落地,一旦使用失当,就会打击基层干事热情。相关工作要求持续明确,引导纪检监察机关把握尺度,坚持实事求是。
既要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也要做到精准规范,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让问责发挥警示督促的作用,而不是变成束缚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枷锁。
你有没有了解过基层问责相关情况?欢迎大家理性交流。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政策解读,问责相关认定标准、程序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和纪检监察机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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