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军队经商,很多人并不陌生。
更耐人寻味的是,公安系统也开始被推上了同一张牌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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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初,越南公安部副部长范世松的女儿范玉芳草在网上高调炫富,引发不少越南民众不满。情绪背后,真正刺眼的并不只是一个官员家属的生活方式,而是越南军警系统长期经商所积累出的权力与财富结构。
苏林大将的办法很直接:军方既然已经做大,就再扶起公安系统,用一股力量去制衡另一股力量。
越南军警经商的源头,要追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红色阵营最重要的经互体系崩盘,越南失去了外部输血,财政很难继续支撑百万级别的常备军。
在这种压力下,越南放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军队兴办经营实体自筹经费,后期公安系统也逐步开展相关经营性活动想办法养活自己。这个安排原本更像临时补救,并非要做成长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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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当时的设想并不复杂:等财政缓过来,再把这个口子收回去。问题在于,口子一旦打开,请神容易送神难。
军方很快把“副业”做成了产业。通信部队相关单位孕育出越南最大电信运营商越南军用电子电信集团(Viettel);军方下属企业涉足房地产、物流、港口运营等领域。
这早就不是种地卖菜式的零星创收,而是按兵种铺开的商业版图。时间一长,军队不仅能自谋生路,还隐约有了独立运行的底气。
对越南政府来说,这才是更麻烦的地方:如果军方商业系统继续膨胀,会不会形成独立于常规行政体系之外的强大利益板块,走向类似伊朗革命卫队那样的“国中国”?
苏林的选择,是引入竞争。军队既然已经在商业体系里站稳脚跟,那就让公安也经商,让公安和军方在生意场上掰手腕。
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思路:你军队不够听话,那就再扶一个能拿枪、能管基层、也能赚钱的系统出来。
公安手里有枪,但资源底盘和军方相比,原本并不占优。没有钱,就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公安要想和军方对等,就必须先拥有自己的产业基础。
苏林上任后,一连串动作开始铺开。
2024年苏林成为越南领导人后,越南启动机构精简改革;2025年3月,代管国有资本的国家资本管理委员会(CMSC)正式解散,国资委名下一批大型国企的所有权被重新分配,其中第二大电信运营商被划给公安部。
这一步相当关键:公安系统不只是拿到一家企业,而是拿到了电信、云数据、安防产业集群的入口。
有了这块底盘,叠加公安部原有GTEL电信技术主体,警用电子电信集团的雏形也就搭了起来。公安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法系统,而是开始拥有自己的商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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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靠电信、云数据和安防,还不足以让公安立刻压过军方。公安系统很快把优势放在了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基层触角。
越南每个乡镇、街道都有公安机构,这意味着公安天然拥有军方难以复制的下沉网络。只要它开始做生意,渗透力就不是一般企业能比的。
于是,公安下属经营主体业务范围持续拓宽,涵盖场馆运营、安保服务等领域,安保业务可面向酒店、娱乐场所等市场主体提供服务。
这么一来,越南公安体系同时掌握执法管理权与配套安保经营业务,二者边界问题受到外界关注。公安的商业触角越往基层扎,赚钱潜力就越大。
眼下看,公安的主要发力点仍在武装押运、安防工程、警用装备等赛道,和军方的传统盘子还算井水不犯河水。可越南市场就那么大,两套巨型体系都要扩张,冲突迟早会变得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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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有既成的产业版图,公安有更密的基层网络。一个占先发优势,一个占下沉优势,这才是后面最大的悬念。
苏林扶公安入局,短期内能给军方加一道制衡。可制衡一旦变成两套商业帝国同场抢蛋糕,局面就未必还会按原来的剧本走。
蛋糕就这么大,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越南军警以后是继续井水不犯河水,还是哪天直接掀桌子,现在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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