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秋天,80岁的李婆婆和87岁的张爷爷搬进了成都成华区椿萱茂(成都中环北)养老公寓。为了支付每月一万七千多元的费用,他们卖掉了名下唯一的房子。
张爷爷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李婆婆有帕金森,手抖得厉害。两个老人把余生押在了这家定位高端的连锁养老机构里,图的就是一个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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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不久,一个叫李委的年轻人走进了他们的生活。李婆婆后来对封面新闻记者回忆,李委是院方工作人员,也在家属和院方组建的沟通群里,平日嘘寒问暖,“是个热心的小伙子”。
出于对院方的信任,她和李委交往不设防,重要财物也不避讳他。
李婆婆偶尔要外出取钱、买药。按合同规定,护工陪同外出要按小时收费。李委告诉她,自己陪她去,可以不收费。
有几次在ATM前输密码,李委站在旁边,没有回避。她的手抖得按不准键盘,还请李委替她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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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11月起,这个“热心小伙”开始动她的钱了。成华区人民法院2026年4月的刑事判决书还原了时间线。
李委通过ATM取现等方式,从李婆婆老伴的银行卡里取走27万余元;通过微信转账,从李婆婆的微信账户里转走34万余元。前后不到两年,合计61万余元,被他挥霍一空。
事情穿帮是在2025年5月。李婆婆在养老院缴费时发现余额不足。平时吃喝用度都在院内,除看病外几乎没有大额消费。
查账之后,几十万余额不翼而飞,李委同时失踪。2025年6月7日,李婆婆报警。同年10月18日,李委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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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李委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万元,责令退赔李婆婆经济损失58万余元。
判决书落下了,钱没有回来。李婆婆的女儿李女士告诉记者,李委名下没有房屋可供强制执行,唯一扣押在案的是一部手机,其家属也没有任何补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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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元的窟窿,还摆在两位老人面前。李婆婆在得知养老钱被偷后气得住进了医院,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李委能得手,靠的不是什么高明的手段。他利用的是两个东西:合同里的收费缝隙,和老人身体上的无力。
养老院的合同写得清楚,护工陪同外出按小时收费。李委绕过这条规定,用“我陪你去,不收费”把自己放进了老人最私密的空间里。
取钱、输密码、操作手机,这些事情老人本来需要信任一个人才会交给对方。李委把自己包装成了那个值得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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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现在家属和院方都在的沟通群里,他的“热心”是被院方背书的。
一个80岁、手抖得按不准键盘的老人,面对一个穿着工牌、在群里嘘寒问暖的年轻人,很难在“让他帮忙输一下密码”这件事上生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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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李委动的钱,是老人个人银行卡和微信账户里的钱,不是交给养老院的预收费。这一点在法律上至关重要。
2025年10月,民政部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养老机构预收费存管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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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养老机构开立唯一的预收费专用存款账户,押金、会员费必须当日存入,退费当日到账,目的是防止机构挪用老人的“养老钱”。
这套监管的靶心是机构对公账户里的预收费。李委偷的是老人个人账户里的存款,预收费存管的防火墙,从一开始就不覆盖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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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的民事诉讼打的是另一条线。民法典第1191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家属主张养老院存在用人疏漏和重大管理失职,要求减免养老服务费并赔偿精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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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的回应是:涉案工作人员系私下与老人往来,院方愿意提供10万元作为补偿,同时反诉家属支付拖欠的近40万元养老服务费用。
“私下往来”这四个字,是养老院在法律上为自己画的一条隔离带。如果李委的行为被认定为个人犯罪、与职务无关,养老院就不需要为61万承担替代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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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要跨过这条隔离带,需要证明的不是“李委是养老院的员工”这个事实——这一点没有争议——而是养老院在选任、管理、监督这个员工的过程中存在过错。
并且这个过错与老人的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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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委能 freely 进出老人的私人财务空间,能绕过合同规定的收费陪同制度,能在近两年时间里反复操作老人的账户而没有被任何内部流程发现。
这些事实能不能构成“管理失职”,是法庭上要掰扯的东西。10万元的“补偿”和40万元的“反诉”摆在同一张桌子上,养老院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它认为自己不应该为这件事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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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婆婆的遭遇不是孤例。养老院员工对老人财产的侵害,在司法实践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可参照的序列。
江苏无锡,一名护工利用老人视力受限、委托其操作手机的机会,在一个月内转走6.7万元,自首后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罚金一万二千元。
新疆喀什,一名护工盗取老人银行卡内24205.15元,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罚金五千元。
上海闵行,一名护工以“女儿生病”“哥哥生意周转”为由,骗取多名失能老人共计9万余元,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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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子的共同点是:直接实施侵害的员工都受到了刑事处罚,但刑事判决能追回的钱,取决于被告人名下有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李委被判退赔58万余元,名下无房,钱已挥霍,刑事退赔这条路走到头,老人拿到的可能只是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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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转向民事诉讼追究养老院的责任,是在刑事救济失效之后,寻找另一个可能的赔偿来源。
这不是“多告一个人多拿一份钱”,是在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每月收一万七千元、把老人从房子里“接走”的机构,对老人门内的安全,到底承诺了什么,又做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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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放回李婆婆和张爷爷的具体处境里看,61万这个数字背后,是一笔更重的账。
他们卖掉了唯一的房子,换来的是每个月一万七千多元的“安稳”。这笔钱买的是护理、是餐饮、是一个有人管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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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老人把房子变成月费、把积蓄变成银行卡里的余额、把行动能力交给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之后,他们手里剩下的东西,是对“穿工牌的人”的信任。
李委利用的,恰恰是这份信任在物理意义上的无处安放。一个手抖得按不准密码的老人,在ATM前除了让站在旁边的工作人员帮忙,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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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婆婆的案子提出了一个更基础的标准:当一个月费一万七的机构里,一个员工可以在近两年时间里反复操作老人的银行账户而不被内部流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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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人直到缴费失败才第一次知道钱没了,“高端”这两个字在财务安全这个维度上,含金量需要被重新称量。
预收费存管制度管住了机构卷款跑路的那扇门,但员工从内部把手伸向老人个人账户的这扇门,还挂着一把没有上锁的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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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婆婆的61万买到的教训是:一个老人卖房住进养老院,她买的不只是床位和餐食,她买的是“我不用再自己防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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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份“不用防”被一个“热心员工”用两年时间拆掉之后,判八年半的是那个员工,但那个让员工能在两年里反复伸手而无人察觉的管理缝隙,不会因为一份刑事判决书就自动合上。
评论区说说,你觉得养老院该不该为员工偷老人的钱承担赔偿责任,还是“个人犯罪”这四个字就足够把院方摘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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