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了山里的铁矿,听信“县里有人”的承诺,分四次掏出330万活动经费,托人运作“不上拍卖会、低价买进、少买多占”。结果矿还是上了拍卖会,多家报名竞争,自己咬牙举牌655.6万拍下,托办的事一样没落地,钱只追回来90万。报案、刑拘、逮捕,以诈骗罪起诉到法院,大同中院一审判决无罪。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抗诉不当,依法撤回抗诉,无罪判决生效。330万买来的教训值不值见仁见智,但这教训算不算诈骗,判决书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2012)同刑初字第157号判决书记载的案件,一起教科书级别的请托办事型诈骗之争。2008年,王某某想拿下阳高县一处荒山整治开采权,经中间人牵线,找到自称“和县里领导关系好”的巩某某。巩某某开价很直接:拿活动经费来,我运作关系,让这块地绕开拍卖会低价给你,买五百亩占两千亩。王某某分批给了330万。
巩某某这期间确实没闲着:找过县整治办的正副主任,安排人看矿、化验品位,还给办公室主任送过钱,只是人家没收。5月16日,县里整治方案出台,白纸黑字,所有整治权一律公开竞买。王某某知道了这个消息,照样报名、交50万保证金,开拍前一天又塞给巩某某50万,让他“补救”。最终,她在拍卖会上合法拍到了这块地,成交价655.6万。
案子到这儿,很多人的直觉是:巩某某吹了牛、收了钱、事没办成,诈骗罪跑不了。可大同中院的判决把直觉摁住了,裁判逻辑值得逐句咂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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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掏钱的人和收钱的人,心里都门儿清
诈骗罪的构造,要求被害人因虚构事实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这个案子里,王某某掏钱的目的和巩某某收钱的目的完全一致。双方对这笔交易的性质心知肚明:花钱运作关系,谋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王某某对“自己在花钱买什么”不存在认识错误。
巩某某夸大了办事能力不假,王某某过分相信这层关系也不假,可夸大能力和虚构事实之间,隔着一道刑法上的分水岭。当然不是说只要“跑过腿”就一定不算诈骗:如果只是夸大了自己的关系能量、打包票的成分多了点,但确实有对接渠道、真在推进事情,通常属于民事层面的夸大;但要是行为人根本没有任何对应门路,从头到尾凭空编造身份、人脉和办事渠道,哪怕象征性跑两趟装样子,本质还是虚构事实,照样可能被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按诈骗处理。这道分水岭,关键看是“能力吹了牛”还是“事实全编了”。
更关键的是王某某的后续行为。官方方案公布以后,“不上拍卖会”已经客观不能,她对此明明白白,仍然选择继续报名、继续给钱。这说明她对请托办事的性质和风险,从头清醒到尾。一个清醒的人基于自己的选择掏钱,事后事没办成,账可以算,骗字贴不上。
往深说一层,请托型诈骗要成立,光有“收钱没办事”远远不够,还得证明请托人从一开始就被骗了:对方编造的身份、关系、渠道是虚构的,请托人信以为真才掏的钱。如果请托人自己也清楚,这件事只能靠运作,成不成本来没准,那他对交易的性质就没有误认,财产的处分是自愿的、清醒的。这一点,正是此类案件有罪和无罪最常打架的地方。
二、潜规则的账,刑法不兜底
判决书还有一层说得透彻:这种请托行为本身缺乏正当性,结果天然不确定。花钱托关系办的事,成了是潜规则的胜利,黄了是潜规则的代价,法律不会把这种交易的失败自动换算成诈骗。
巩某某拿钱后确实在办事,找过领导、跑过矿山、花过费用,事没办成、余款没退清,属于请托费用该不该退、退多少的民事清算,归民法管。张智勇律师多说一句,很多人觉得刑事不定,民事上就能把钱全要回来,其实未必。这种花钱托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款项,法律上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如果请托事项本身涉嫌违法,不光不一定能通过民事诉讼全额主张返还,情节严重的,相关款项还可能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潜规则的代价,从来不是“事没成就全额退款”这么简单。
程序上,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撤回之后,第一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省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抗诉不当、撤回抗诉,意味着抗诉主张没有获得上级检察机关的支持,一审判决的分寸得以维持。
三、两道检验,分清交易失败和货真价实的诈骗
这些年我们接的请托型诈骗咨询不少:托人办入学、办批文、办取保,事黄了就来问能不能报案抓人。我们通常先泼一盆冷水:你掏钱的时候,知不知道是去找关系走后门?知道。对方有没有实际去跑?跑了。那你俩是奔着同一个不正当目的去的一路人,事没成属于交易失败,不是一方骗另一方。剩下没退清的款项,走民事诉讼主张返还,那是另一条线上的事,不影响刑事定性。
反过来也成立:对方编造根本不存在的关系,收钱后一分力不出,直接挥霍跑路,那就是货真价实的诈骗。还有一类要小心,嘴上说有关系,实则拿着钱去填自己的窟窿,办的事和收的钱明显对不上,这种情形即便“跑过腿”,也可能被认定自始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分水岭就在两道检验上:有没有共同合意,有没有实际办事。把这两道检验做扎实,请托型案件里哪些是民事纠纷,哪些是刑事犯罪,一目了然。
这里张智勇律师也要提个醒:不构成诈骗罪,不代表这笔交易完全没有刑事风险。如果请托过程中真的涉及向国家工作人员输送财物、谋取不正当利益,请托人可能涉嫌行贿类犯罪,收财办事的公职人员或利用影响力的人,也可能触发相应的职务犯罪罪名。很多人只盯着“能不能定诈骗”,忽略了另一端的违法风险,反而踩了更大的坑。
说到底,刑法不替潜规则兜底。灰色交易里的损失,先用民事途径清算;动辄升格成诈骗罪,模糊的是罪与非罪的边界,透支的是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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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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