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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回
茂龙州废归泗城
于矢降元设万户
一个部落同时向两个主人效忠。
你可能会说:这是背叛。
可如果你住在那片坝子里,你可能会做同样的事。
公元九九七年,宋至道三年。
宋朝在这一带设置了一个茂龙州。
茂龙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可能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也可能是“茂盛的龙”之类的吉祥话。宋代的羁縻州名字,大多是这样:好听,但没什么实际含义。
这个州存在了多久?史书说“不久废”。
不久是多久?不知道。可能几年,可能十几年。
这就是边缘地带的史料状况:它被记录,但不被详细记录。
茂龙州的衙门设在一个寨子里。衙门只有三间屋,一间办公,一间住人,一间堆粮。知州是本地首领,朝廷发一张委任状,盖一颗印,就算完事。
朝廷没有派官,没有驻军,没有收税。整个州在朝廷的账本上,是一行字,外加一个名字。
那个替衙门看牌的人,叫阿木。
他不是哪一家的后代。衙门里三间屋,看牌、扫地、烧水,都是他一个人。上一任看牌的走的时候,把钥匙交给他,说:垫门的木头,字朝下,不要翻。
他每天早起,把衙门门口的牌子擦一遍,把台阶扫干净。牌子是木头的,上面刻着“茂龙州”三个字。他不认得字,可他认得那三个字的形状。
牌子底下垫着几片木牍。
他一直没有翻。
有一年,朝廷来了一个官,骑着马,带着两个随从。
那天下着小雨。官的马蹄上裹着泥,进了寨子,在衙门口下马,抖了抖袖子上的水。
他在衙门住了三天。看了看山,看了看田,问了几句人口和赋税。
问人口的时候,知州答不上来。他说大概三百户。官问:三百户还是三百帐?知州说:差不多。官没有再问。
第四天早上,官要走。
走的时候,他站在衙门口,看了看那块牌子,说:这个州,人太少,养不起,撤了吧。
知州问:撤了以后,我们归哪里?
那官说:归泗城州。
知州问:泗城在哪里?
那官抬手往东一指:那边。
东边是山。山后面还是山。
知州没有再问。
茂龙州的牌子被摘下来,换了“泗城”两个字。
阿木把旧牌劈了,垫底的木牍照旧塞回去。
上一任说得对:朝上,脚踩来踩去,字就磨平了。
宋朝为什么对西南这么冷淡?
因为宋朝有一个根本国策:守内虚外。它把主要兵力放在北边,对付辽、西夏、金。对西南,它的态度是:只要不闹事,怎么都行。
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刻在石碑上,放在太庙里,只有新即位的皇帝才能看。靖康之变后,石碑被金人掠走,内容才流传出来。其中一条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还有一条,据说是:“后世子孙无用南人作相。”
宋朝对南方的戒心,可见一斑。
所以它在西南不设经制州,只设羁縻州。不派官,不驻军,不收税。用当地的首领管当地的人。
这套办法,比唐朝更省事,也更松散。
岑氏是怎么到泗城的?
故事要从北宋说起。
一〇五二年,广西广源州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攻陷邕州,围广州。宋朝派狄青率军南征。狄青在昆仑关大败侬智高,平定了叛乱。
随军南征的将领里,有一个叫岑仲淑的,浙江余姚人。战后,岑仲淑留守广西,被封为“沿边溪洞军民安抚使”,世袭镇守右江流域。
泗城岑氏,就是他的后代。
从北宋到清末,岑氏世袭了八百多年。
八百多年是什么概念?从北宋仁宗年间,到清朝光绪年间。中间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十六个皇帝。
一个家族,守着一块地方,守了八百年。
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这时起,安龙的命运就和岑氏绑在了一起。
阿木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一次赶场上。
一个从东边来的货郎,坐在盐摊旁边,一边喝水,一边讲。他讲狄青怎么夜袭昆仑关,讲侬智高怎么骑象出战,讲岑仲淑怎么留下来,怎么封官,怎么世袭。
阿木听得很入神。
他问:岑家现在还有吗?
货郎说:有。泗城就是他们家的。
阿木问:他们管我们这里?
货郎说:管。
阿木问:他们收税吗?
货郎说:收。
阿木问:收多少?
货郎说:看年成。
阿木没有再问。
他忽然明白:茂龙州没了,可管他的人还在。只是换了一个姓。
现在,快进二百四十九年。
一二四六年,南宋淳祐六年。
这一年,整个世界都在动。
在欧洲,教皇英诺森四世派使节柏朗嘉宾去见蒙古大汗,想说服蒙古人停止西征。柏朗嘉宾走了四千公里,到达哈拉和林,见到了贵由汗。他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叫《蒙古史》,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东方有一个这么大的帝国。
在中东,蒙古军队正在向巴格达推进。八年后,巴格达陷落,阿拔斯王朝灭亡。
在中国,蒙古人已经灭了金国,正在向南宋施压。在西南,蒙古人已经进入四川,正在向云南渗透。
这是一场全球性的风暴。
而安龙,在这场风暴的边缘。
于矢部降附。
降附给谁?史书没有明说。但从上下文看,是降附蒙古。
为什么?因为这一年,蒙古军队已经进入四川,正在向云南渗透。于矢部作为盘江流域的一个部落,夹在宋朝、大理国、蒙古三方之间。
必须选一个。
他们选了蒙古。
一二四六年,于矢部正式归附蒙古。
十一年后,元朝给了他们一个建制:于矢部万户府。
“万户府”是蒙古的军事行政单位。一个万户,统兵七千到一万,兼管民政。
于矢部万户府的设立,意味着于矢部从一个部落,变成了一个“蒙古的军政单位”。
一二七六年,于矢万户府改成普安路总管府,属云南行省。普安路的辖境,包括今天的兴义、安龙、盘州一带。
今天的安龙县,当时属于普安路。
现在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局面。
一二五三年,这块地方设了安隆洞,属广西泗城州。
一二七六年,这块地方又属普安路,归云南行省。
同一个地方,被划给了两个不同的上级。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地理。安隆洞在普安路的东边,离泗城州更近。从干龙洞到泗城州,走路大概三四天;到普安路,要走七八天。
可能是因为政治。元朝在西南地区实行“分而治之”,故意把一些地方划给不同的行政区,让它们互相牵制。
可能是因为历史。安隆洞所在的这片地方,原本就是泗城岑氏土司的势力范围。元朝只是承认了既成事实。
无论什么原因,这个划分,将在此后四百年里,制造出一个奇特的政治地理:
一个城,两个衙门,两个省。
那年冬天,于矢部的首领把阿岩叫去。
阿岩是寨子里的头人。衙门没有看牌的人了,钥匙在他身上。
他叫阿岩,跟这寨子里几百年前那个放羊的娃同名。寨子里的人说,名字是借来的,借了要还。
首领说:把门牌底下的“旧东西”带来。
阿岩心里一沉。
他回家,从牌底下抽出木牍。
木牍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圆,正面刻着六个字,背面有一个结、一道短横、一幅画、两道杠、一条江、一个“人”、两个字“于矢”。
最下面,有两行互相打架的字,是他不知哪一代祖宗刻的:一行“归唐”,一行“归南诏”。
他捧着木牍,走进首领的屋子。
屋里烧着炭。首领坐在火边,没有让他坐。
“朝廷换了。”首领说,“我们要给两边都递话。”
阿岩问:哪两边?
首领说:北边是蒙古,南边是宋。
阿岩问:那我们到底归谁?
首领说:都归。
阿岩没有说话。
他忽然想起看牌人的话:字朝下。
朝上,会有人读;读的人多了,就有人要改。
现在,首领要他朝上。
“不刻行不行?”他问。
首领看着他,说了一句话:
“寨子里有四百二十口人。”
就这一句。
阿岩跪在地上,把木牍翻过来,找了一块空处。
先刻“归宋”,落笔很稳。
再刻“归元”,刀尖在木头上顿了一下。
他刻得很慢。刻到“元”字的最后一笔,他忽然用力,把那一笔刻深了半分。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北边的那些马,迟早会下来。
刻完,他的手在抖。
首领看了看,说:好。
阿岩问:这样,两边都会认我们吗?
首领说:不知道。
阿岩问:那为什么还要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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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说:不刻,两边都会打我们。
阿岩没有再问。
他把木牍抱回官署,塞回牌底,字面朝下。
第二天,两个信使从寨子里出发。
一个往北,一个往南。
他们带着同样的礼物:两匹馬,十张兽皮,一匣药材。
他们说着同样的话:我们愿意归附。
阿岩站在寨门口,看着两个人走远。一个走左边的路,一个走右边的路。走到山嘴,两个人都拐了弯,看不见了。
他忽然觉得,这件事很荒唐。
可不是荒唐。是算术。
一个四百二十口人的寨子,打不过任何一支军队。归附一个,要挨另一个的打;归附两个,至少可以拖几年。
拖几年,孩子就长大了。
这不是背叛。
这是活下去的办法。
可活下去的办法,往往要付两倍的价钱。
二十多年后,一个元朝的官员会路过这里,在一个山洞前停下来。
他会嫌“干龙”这个名字不吉利,随口给这个洞取一个新名字。
那个名字,会活七百年。
而阿岩的孙子,会站在那个官员身后,看着他写下那两个字,一句话也不敢说。
西龙商贸城A6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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