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仪的声音在凌晨三点把彭美梅惊醒。她睁开眼,看见孙根宝的病床空了。
她猛地坐起来,床沿的栏杆哐当一响。值班护士从门口探进半个身子:“阿姨,叔叔去做CT了,你别急。”
彭美梅愣在那儿,心跳还在喉咙口堵着。她活了69年,从来没这样被吓醒过。今天是孙根宝进医院的第4天,突发心肌梗塞,抢救过来之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院让她签了好几份同意书,每一张纸上都是她这辈子没见过的大字。她认得这些字,脑子里却一个字都存不进去。
她想打电话,翻出手机,通讯录滑了两遍,没有一个人是她能在这个时候拨出去的。老孙的爱人、独生女,都没有。他们这辈子没生过孩子,年轻的时候觉得是自由,今天晚上她头一回觉得,这玩意儿是要拿命来抵的。
走廊里传来推床轮子碾过地砖的声音。彭美梅披着外套走出去,看见老伴被推回来,鼻子里插着管子,眼睛闭着,面色灰白。护工帮她一起把人抬回病床,动作熟练得让她心酸。
“阿姨,你还是找个人来搭把手,你一个人不行的。”护工临出门时说了一句。
彭美梅点点头,等人走了,才坐在床边,握着孙根宝枯瘦的手。她把那只手贴在脸上,眼眶灼热,却始终没哭出来。
家里空荡荡的,这她是知道的。但这一刻,比她预想的所有时候都更难熬。
他们不是没钱。孙根宝退休前是厂里的技术员,她自己在商店干了三十年,两个人退休金加起来每个月上万块,房子是早年间分的公房,后来买断了产权,地段还好。
亲戚朋友都说他们老两口日子过得舒坦,不缺钱,不缺房子,就缺一个孩子。这话他们年轻时不爱听,这几年不再反驳了。
他们年轻的时候,是真觉得孩子是累赘。
孙根宝是家里的老幺,上面三个姐姐,从小被惯着,最怕的就是麻烦。彭美梅家里孩子也多,她排行老二,底下还有弟弟妹妹,早早就体会过什么叫“大的带小的、什么都轮不上自己”。
结婚的时候两人就商量好了,不要孩子。那个年代说不要孩子,是要顶住全家反对的,但孙根宝在她面前拍了胸脯:“我行我撑得住,你只管跟着我过。”
她信了。头十年,日子确实过得像他们想的那样。钱不用攒给谁念书,不用换大房子,不用为了学区房发愁。每年至少出两趟远门,黄山、桂林、九寨沟,一路走一路拍照。
彭美梅到现在还留着那几本相册,年轻时两个人站在景区门口,笑得眼睛都没了。
朋友家的孩子满月、周岁,他们随了礼就去吃饭,吃完就走,不用管哭不用管闹。回家路上孙根宝还会得意地说一句:“看看,咱俩多清静。”彭美梅拎着礼品盒,心里有那么一瞬觉得他说的对。
转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彭美梅说不上具体的时间点。大概是在五十岁以后,两个人爬楼梯开始喘了,去趟苏州回来得歇三天,从前爱吃的重油赤酱也开始犯怵了。
有一天她想出去逛逛,孙根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头也没回地说“你去吧,我懒得动了”。
她自己一个人出了门,走到弄堂口,看见隔壁老周家的小孙女蹲在地上喂猫,那条小短辫晃来晃去,她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小猫跑了,小姑娘追过去,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走了神。
日子一天天变慢。朋友聚会,以前聊工作、聊旅游、聊哪家馆子好吃,慢慢变成聊孙子孙女报了什么班、这次考了多少分、孩子上个月发烧跑了几趟医院。他们插不上话,坐在边上喝茶,脸上的笑很努力。
后来这样的聚会他们就不去了,也没人再叫。手机里那个叫“老同学”的群,从原来天天有人说话,变成一星期只有几条无聊的视频转发。
最难受的是过年。春节前一个月,孙根宝就开始烦躁,家里的电视声音很大,其实谁也没在看。彭美梅去菜场买菜,隔壁摊位的人问她:“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过年?”她笑着说“他们忙”,然后拎着菜赶紧走。
到家从来没人在等她。防盗门在身后合拢,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里水流的声音。
孙根宝那时候还在装没事,低着头摆弄他的那盆君子兰,嘴里嘀咕:“过年嘛,跟平常一样有啥不好。”彭美梅没接话,去厨房做饭了。两个菜,一碗汤,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电视里放着春晚,笑声录得很响。
那年她56岁,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老的意思是,你不再期待未来,因为未来不再有人承接。
孙根宝其实身体早就不好了。他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医生让定时复查,他嫌麻烦,说那是医院吓唬人的。药也吃,但总不按时,常常是想到才吃。彭美梅劝过很多次,他就一句话:“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
他的“有数”,就是在他开始觉着胸闷气喘的时候,不去医院,自己跑到药店里买了些速效救心丸和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她看见过他把药盒子藏在床头柜抽屉里,但每次问,他都说没事。
直到那天晚上,他在阳台上浇花,弯下腰去拿喷壶,忽然直起身子,一手捂着胸口,脸色白得吓人。彭美梅从厨房冲出来,他已经跪在地上,额头抵住瓷砖。
救护车来得很快。在车上他抓着她的手,说话断断续续:“没事……老毛病了……”她那时候还不太害怕,以为跟以前一样,打打吊针就能回家。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她看到他口罩上方的眼睛,心里就沉了。那个医生说着一堆她听不太懂的话,最后她抓住了三个字——“不乐观”。
她站在那里,走廊里的灯刺得眼睛发酸。她不知道要问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办手续,缴费,拿药,联系护工,全是她一个人跑。她能走,能说话,能签字,但她觉得自己的魂已经不在身上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她才想起来打电话给自己的侄女。她的侄女住在浦东,三十多岁,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她很犹豫地拨通电话,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说。
“小琴……你姑父住院了。”她在电话里说。
声音是平静的,但她自己听得出来,声音在抖。
侄女连夜赶过来了。那姑娘一进病房,看见孙根宝满身管子的样子,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她没哭出声,走过去把彭美梅的肩膀揽住,说了一句:“姑姑你别怕,我在呢。”
就这一句话。彭美梅在那个瞬间,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怎么也止不住。她靠在侄女肩膀上,在这个比她小三十几岁的姑娘面前,她第一次允许自己哭了一场。
第二天,孙根宝的三个姐姐也都来了。几个老人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商量,吵了很久。医生说手术能做,但风险高,费用大,孙根宝这身体很可能下不了台。做保守治疗,可能拖个三五年,也可能就在这一两个星期。
她们把彭美梅围在中间,问她拿什么主意。她坐在那把塑料椅上,双手攥着裙摆,指节发白。她心里想的是年轻时候孙根宝对着她说的那句话,“你只管跟着我过”,所以她这辈子都没有一个人做过决定。可现在,躺在床上的人是他,做决定的人成了她。
后来她选了不做手术。
不是舍不得钱,是怕他下不了手术台。她说服自己的方法是:至少保守治疗,他还能睁开眼睛,跟她说两句话。
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她坐在病房里,看着孙根宝浮肿的脸,心底涌上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后怕——不是怕他现在走了,而是怕他能缓过来,然后有一天又这样倒下,而她依然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单据,不知道该问谁。
她这辈子从来没跟人说过后悔。年轻时那些朋友问她“怎么还不生孩子”,她总是笑着摆手:“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她从来没输过嘴。
可那天晚上,她坐在重症监护室外面,走廊里的灯一宿不灭,她听着里面监护仪滴滴的声响,跟自己说了一句话:“我要是能重来一遍,起码给他生一个。”
她没想什么养老送终。她就是觉得,他身边该有个人替他拿主意。
孙根宝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9天。第20天的时候,他的情况才勉强稳定下来,转到了普通病房。他醒过来那天,看到彭美梅坐在床边,整个人瘦了一圈,头发好像白了半寸。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了一句:“辛苦你了。”
彭美梅握住他的手,没让眼泪流下来:“行了,你少说话,养着吧。”
他也没再说话了。他心里大概也知道,他欠她的这句辛苦,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旁边床的中年男人问彭美梅:“阿姨,你儿子呢?怎么没见你儿子来?”彭美梅笑了笑,没回答。她弯下腰去给孙根宝掖被角,动作很仔细。
掖完了,又站了一会儿,像是想找点别的事做,最后只好坐下来,把孙根宝床头的杯子里的水,重新倒了一杯,晾着。
她没有回答那个问题,因为答案会在走廊里回荡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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