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京。张伯驹准备离开这座生活多年的城市,前往吉林任职。这个曾经收藏《游春图》《平复帖》等国宝、并主动将珍藏捐献给国家的文化人,此时正背着“右派”身份,处在人生低谷。
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一次谈话里。张伯驹赴吉林之前,专门写信给陈毅辞行。陈毅收到信,立即派车把他接到家中。两人见面后,没有寒暄太久,很快谈到了那个让张伯驹难以摆脱的政治身份。
张伯驹说,自己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的处理,不过接受教育也未必是坏事。陈毅听后情绪激动,直截了当地说:“你把一生最珍贵的文物都献给了国家,还会反党吗?”紧接着,他又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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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既有安慰,也有明确的判断。陈毅并不是单纯替老朋友求情,而是从张伯驹的行为和品格出发,认为对这样一位文化人,不能只看一纸结论,更不能抹去他为国家保存文物所作出的贡献。
张伯驹出身于显赫家庭,父亲张镇芳曾任直隶都督、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他本人却没有沿着仕途走下去,早年便把大量精力用在古代书画、法帖和文物收藏上。收藏对他而言,并非炫耀财富,而是保存民族文化遗产。
1956年,张伯驹将《游春图》《平复帖》等八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还曾向张伯驹夫妇颁发奖状,以表彰他们的贡献。这样的经历,也是陈毅替他据理力争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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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张伯驹的交往,始于1957年北京北海公园的一次书画展。陈毅参观展览时,得知其中不少作品是张伯驹设法购藏的,便主动邀请他到家中交谈。一个爱诗,一个懂画;一个纵横疆场,一个沉潜书斋,话题很快从书画谈到诗词。
有意思的是,陈毅对张伯驹的欣赏,并没有停留在私人交往上。张伯驹受到处分后,他曾向章士钊等人表达疑问,也一直留意这位老朋友的处境。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到北京开会,陈毅便托他为张伯驹夫妇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
这才有了前往吉林的一段经历。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聘请潘素教授国画,张伯驹也随夫人一同前往。后来,经有关方面安排,张伯驹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兼副研究员,继续从事文物整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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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所以推荐张伯驹,并不是把博物馆职务当作照顾老朋友的安置位。在他看来,张伯驹懂文物、有眼力、有学问,把这样的人放到文化机构,既能发挥所长,也有利于吉林文化事业的发展。
陈毅处理人与事,常常带着这种开阔眼光。上海解放后,他面对工商界人士,也没有把彼此关系简单化。荣毅仁是否留下,曾经同样充满顾虑。陈毅主持工商界座谈会时,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使许多人看到了人民政府恢复经济的实际态度。
荣氏企业当时资金紧张、机器缺乏,陈毅推动贷款和原料供应,帮助工厂逐步恢复生产。1957年,陈毅又专程回到上海,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介绍荣毅仁的能力和品德,明确表示愿意为这位“红色资本家”争取一票。荣毅仁后来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并非偶然。
对知识分子,陈毅也有相似的尊重。1952年,他在杭州拜访马一浮,得知主人正在午睡,便在门外等候。后来下起雨来,旁人请他进屋避雨,他却说:“主人没有相请,入内不合礼数。”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面对学者时仍愿意守礼等候。
陈毅劝马一浮为国家做事,也没有用命令式口吻,而是问道:“过去国民党掌权,您老不下山;现在我们当家了,您老还能作壁上观吗?”马一浮后来担任华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并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张伯驹在吉林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1969年,他和潘素被安排到吉林农村落户,因年老体弱,村里无法接收。夫妇二人回到北京后,原有户籍和粮食供应又已注销,生活陷入困境。病中的陈毅得知此事,仍设法向周恩来反映。
1971年,张伯驹获准到医院探望陈毅。两位老人谈起诗词、戏剧、书法和文物,时间仿佛又回到初次相识的日子。临别时,陈毅让张茜取出一副珍藏多年的大理石围棋,送给张伯驹作纪念。那次见面,成了两人之间的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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