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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与唐·巴查迪》
布面丙烯,1968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蝎子与青蛙:国巨基金会典藏展”,呈现来自国巨基金会收藏的重要作品。作品横跨文艺复兴肖像、现代主义绘画、战后艺术与当代艺术等多个阶段。
本周即将于台中市立美术馆登场的“蝎子与青蛙:国巨基金会典藏展”,以国巨基金会收藏为线索,汇聚跨越数百年的东西方艺术杰作,为公众展开一场关于理性与本能、精神与身体、私人收藏与公共观看的多重对话。
通过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Philip Larratt-Smith)的非线性策展结构,展览不仅重新激活了这些艺术史经典,而且邀请观众在作品之间的并置与回声中,重新思考“杰作”何以在当下持续生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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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立美术馆外景
图片来源:台中市立美术馆
摄影:Iwan-Baan
2026年11月20日—2027年4月4日,台中市立美术馆举办展览“蝎子与青蛙:国巨基金会典藏展”,呈现来自国巨基金会收藏的重要作品。
展览呈现66件作品,其中55件为首次在中国台湾公开展出,作品横跨文艺复兴肖像、现代主义绘画、战后艺术与当代艺术等多个阶段。
展出艺术家名单包括弗朗西斯·培根、路易丝·布尔乔亚、阿特米西娅·真蒂莱斯基、大卫·霍克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格哈德·里希特、马克·罗斯科、雅各布·丁托列托、巴勃罗·毕加索、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常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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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主视觉
展览标题取自寓言“蝎子与青蛙”,借由理性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展开关于人性复杂性的艺术史对话。
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以“身心之别”为核心框架,将作品置于精神与肉身、抽象与具象、神圣与世俗、理智与欲望等多重张力之中。希望通过跨时代、跨媒介、跨文化的作品并置,使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艺术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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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丁托列托,《红衣主教马尔坎托尼奥·穆拉肖像》
布面油画,1562—1563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展览中的重点作品包括雅各布·丁托列托的《红衣主教马尔坎托尼奥·达·穆拉肖像》与弗朗西斯·培根的《教皇习作 6》。
前者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肖像中关于教会权力与精神秩序的视觉传统,后者则将权威形象转化为充满不安、脆弱与存在焦虑的身体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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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教皇习作 6》
布面油画,1961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两件作品相隔近4个世纪,却在展览中形成跨时空的对话,共同揭示权威表象之下身体、心理与精神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外,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大卫·霍克尼两件经典肖像作品的首度并置:分别为描绘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与美国艺术家唐·巴查迪(Don Bachardy)的著名双人肖像,与其曾创下在世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的《艺术家肖像(泳池与两个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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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霍克尼,《艺术家肖像(泳池与两个人像)》
布面丙烯,1972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前者完成于1968年,被视为霍克尼双人肖像系列的重要开端;后者创作于1972年,并于2018年在佳士得纽约以9031.25万美元成交,一度刷新其个人拍卖纪录。
两件作品共同呈现霍克尼对于亲密关系、观看结构与人物距离的持续探索:通过凝视、空间与构图,艺术家将陪伴、欲望与孤独转化为克制而深刻的视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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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巨基金会由陈泰铭先生于1999年创立。作为以艺术收藏、文化推广与公共教育为核心的非营利机构,基金会多年来持续建立兼具历史深度与国际视野的艺术收藏,并通过举办展览、支持文化教育项目,以及向世界各地美术馆和文化机构出借作品,推动艺术从私人收藏体系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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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收藏家陈泰铭先生
图片来源:国巨基金会
基金会的收藏横跨东西方艺术,涵盖古典、现代与当代多个时期,重点包括绘画、雕塑与摄影等媒介。
其收藏既呈现西方艺术史中的重要脉络,从古典肖像、现代主义到战后及当代艺术,构成贯穿数百年的视觉谱系;也持续关注亚洲及华人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使全球艺术史叙事与在地文化经验在私人收藏中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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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巨基金会空间内景
对发展至今已近30年的国巨基金会而言,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持续生成公共意义的文化实践。
近年来,通过作品研究、展览策划、机构合作与教育推广,基金会致力于让艺术脱离封闭的私人收藏语境,进入观众、机构与社会之间的开放交流之中。艺术因此不只是审美对象,也成为联结历史、文化、个体经验与当代议题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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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巨基金会空间内景
此次“蝎子与青蛙”展览,是国巨基金会收藏迄今最全面的一次呈现。随着这些作品从收藏体系进入展览现场,它们不再仅限于私人收藏中的艺术史杰作,而是在新的策展结构中被重新激活,并在新的语境中生成全新的关系与意义。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次展览不仅呈现了国巨基金会收藏的广度与深度,而且进一步提出一个关键问题:当跨越数百年的作品被置于同一空间之中,策展如何使它们彼此回应,并由此产生新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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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
本次展览由纽约作家与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策划。自2019年起,他担任The Easton基金会策展人,该基金会负责管理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的遗产。
他也曾策划2021年纽约犹太博物馆展览 “路易丝·布尔乔亚:弗洛伊德的女儿”。其研究与策展实践长期关注精神分析、身体、欲望、记忆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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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米西娅·简提列斯基,《沉思中的抹大拉玛利亚》
布面油画,1610—1620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在“蝎子与青蛙”展览中,拉瑞特-史密斯并未将国巨基金会藏品视为一组按年代排列的艺术史样本,而是将其理解为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系统。
他以“身心之别”作为贯穿展览的概念线索,并由此延展出抽象与具象、神圣与世俗、心智生活与感官领域等多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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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勃罗·毕加索,《男子头像》
布面油画,1971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展览因此不采用传统艺术史中的线性叙事,而被构想为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艺术家对话。这种策展方法使不同时代的作品能够在同一问题意识下重新相遇。
比如,丁托列托与培根之间不再被简单定义为艺术史上的前后辈关系,而是在权威解构、肉身表达与内在焦虑的共通命题中,形成跨越世纪的共振对话;霍克尼的亲密关系肖像也被放入关于欲望、凝视和身体经验的更大框架之中。通过这种非线性的策展方式,艺术史不再是一条封闭的时间线,而成为一个由本能、理性、精神、欲望与身体共同构成的开放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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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蝎子与青蛙”这个寓言作为理解国巨基金会收藏的切入点?
因为“蝎子与青蛙”这一关于理性与本能不可调和的寓言,生动地揭示了“身心问题”中的核心张力:理智明知后果,本能却仍驱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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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克利姆特,《扶手椅上的女士》
布面油画,1897—1898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与此同时,寓言本身也是一场对话——正如展览中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与不同艺术家之间的并置关系,彼此回应、碰撞,并由此生成新的意义。
展览的概念框架是“身心之别”,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张力,如何贯穿这组跨越5个世纪的作品?
这并不是一种泾渭分明的区分。展览中的某些作品更趋向理性、哲学性或精神性的维度,例如马克·罗斯科或皮特·蒙德里安;另一些作品则更世俗、更感性,也更关注身体与生命经验,例如埃贡·席勒与弗朗西斯·培根。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作品游移于这两极之间,难以被归入单一范畴。
对本次展览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建立固定分类,而是借由“对话”这一形式,揭示不同艺术家之间那些意想不到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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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罗斯科,《第7号》
布面油画,1951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身心问题”触及人类处境与身份认同的核心: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我们?我们如何认识自己所知之物?为什么我们渴望的是此物,而非彼物?面对这些问题,每位艺术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做出回应。对培根而言,这种回应强烈而近乎残酷:我们出生,继而走向死亡;而在两者之间,我们只能通过自身的欲望、冲动与驱力,为这种原本无目的的存在赋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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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德·里希特,《玛丽安阿姨》
布面油画,1965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对罗斯科而言,艺术是一种通往精神超越的方式;而对里希特而言,艺术则成为记录怀疑的方式——他怀疑绘画是否仍有能力再现现实,或表达所谓的真相。
国巨基金会收藏体系庞大,此次展览选择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展览构建为一系列作品之间的对话,源于我对国巨收藏内部两种截然不同感性的观察:它们代表了两种关于艺术本质、艺术功能,以及艺术与观众之间关系的理解。正是这种对“身”与“心”之分的意识,成为展览的生成性原则,并进一步主导了作品的选择与并置方式。
展览将雅各布·丁托列托的《红衣主教马尔坎托尼奥·达·穆拉肖像》与弗朗西斯·培根的《教皇习作6》并置。你如何理解这两件作品围绕权威、身体、精神性与本能所展开的对话?
雅各布·丁托列托的肖像描绘的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作品通过权力标识的呈现来确认其身份与权威,并试图将他的面容永久留存于历史之中。也正因如此,这件作品在庄严的肖像传统之外,也不可避免地捕捉到了红衣主教长袍之下那个个体的警觉、戒备与心理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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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主视觉
相比之下,培根笔下的教皇则呈现一种更具生物性甚至近乎动物性的特质。他强调的是身体的本能生命,以及无意识驱力与冲动对于理性和秩序的压倒性力量。
这组对话的核心,正在于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一边是丁托列托笔下宗教人物所代表的社会与制度权力,并通过世俗权力的象征得以显现;另一边则是培根变形教皇身上原始、根本而难以驯服的生命力。
收藏家的视角在本次策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陈泰铭先生是一位具有卓越眼光的审美者——他对自己和收藏都始终设定极高的标准,并坚持只追求最具代表性与最高水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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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收藏家陈泰铭先生
图片来源:国巨基金会
由于陈泰铭先生亲自邀请我策划这次展览,因此,在整个过程中获得他的认可,对我而言自然十分重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了我充分的空间与自由,让我能够自主发展展览主题、结构以及作品选择。这不仅体现了他对策展工作的尊重,而且显示出他极大的信任与信心。
当你第一次深入接触国巨基金会收藏时,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走进糖果店的孩子。这个收藏中包含许多对我而言意义极为重大的艺术家,例如之前提到的弗朗西斯·培根、路易丝·布尔乔亚、卢西安·弗洛伊德、杉本博司、安迪·沃霍尔、埃贡·席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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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丝·布尔乔亚,《蜘蛛》
青铜、硝酸银、花岗岩,1994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在我看来,国巨基金会收藏中有两件格哈德·里希特最重要的绘画作品;而那些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初、如正午阳光般明亮的马克·罗斯科的作品,也几乎无可超越。
当私人收藏进入公共美术馆展览时,策展人如何在收藏家的个人视角与面向公众的艺术史叙事之间取得平衡?
关键在于谨慎地在两者之间穿针引线:既要充分呈现收藏本身的广度与特质,也要回应台中市立美术馆作为公共机构所提出的要求。我的策展框架,可以说是对你所提到的那种“强烈私人视野”的一种阐释;它来自我对陈泰铭先生所汇聚作品的理解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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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立美术馆中央大厅
图片来源:台中市立美术馆
摄影:Iwan-Baan
展览中设置的这些作品并置对话,更多是出于直觉性的判断。我相信,相较于铺陈大量学术性的解释,这种方式更能帮助公众亲近这些作品,也更容易让观众享受其中、投入其中,并在作品之间建立自己的感受与联想。
本刊读者也会关注市场中的经典作品如何被重新思考。你如何理解“杰作”这一概念?一件作品如何成为“杰作”?
这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答案也同样复杂。市场验证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持续多久;但市场价值本身,并不能保证一件作品拥有持久的声誉。艺术史共识同样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批评话语的推进,以及更广泛文化语境的变化而不断被修正、挑战与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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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裸女背像》
布面油画,1929年
国巨基金会收藏
有些艺术家的重要性,在于他们确立了一种风格或潮流,开创了后来被广泛采用的技术突破,或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其所处时代的精神气质。而促使我采用“对话”结构的灵感,也部分来自这一点:这种方法与艺术家引用、回应并重新阐释艺术史的方式彼此呼应。
在我看来,一件艺术品若要成为真正的杰作,必须拥有足以经受时间严酷考验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神秘感。它不仅要在自己的时代中产生力量,而且要能够在不同历史时刻被重新观看、重新理解,并持续生成新的意义。
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收藏·拍卖》杂志公众号独家稿件
收录于《收藏·拍卖》杂志2026冬季刊
原标题《蝎子、青蛙与艺术史的回声:专访国巨基金会典藏展策展人菲利普·拉瑞特-史密斯》
采访、撰文:缪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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