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尔赛宫,为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问题,巴黎和会已经召开了近半年,此时,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即将开始,大厅里摆好了各国代表的席位。
中国代表团的座位空着。
不是迟到,是拒绝出席,拒绝签字。
中国是战胜国,有资格坐在这里,却选择了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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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一时间,五四运动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罢工、罢课、罢市蔓延到一百多个城市。
从“战胜国”到“拒签者”,中间只隔了五个月。
五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把一个国家从胜利的幻觉中拖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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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一战结束。
中国被列为战胜国。
这个身份,不是靠军队打出来的。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发布《大总统令》,正式宣战。
但宣战之前和宣战之后,中国实际投入战争的方式,是“以工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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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6年到1918年,约十四万名中国劳工被招募,远赴欧洲战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农民,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签下合同,漂洋过海。
他们在欧洲做的是最苦、最险的活。
挖战壕、修工事、搬运弹药、清理战场、掩埋尸体。
一个人每天挖一米战壕,十四万人每天就是一百四十公里。
一个人每天扛一颗炮弹,十四万人每天就是十四万颗。
很多人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休息日。
合同上写着一年三天假:农历新年、端午、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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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在后方安全地带干活。华工的营地常常就在前线附近,德国人的炮火够得着。
1917年11月15日,德军轰炸比利时波普林格一处英军营地,十三名华工遇难。
还有人在前往欧洲的路上就死了。
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邮轮“阿索斯”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五百四十三名华工葬身海底。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万名华工在欧洲死亡或下落不明,死于炮火、过劳,以及席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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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付出了这些,但几乎没有留下名字。
战争结束后,英军在比利时举行战胜国运动会,各国旗帜都有,唯独没有中国的旗帜,在场的华工提出了抗议,却无济于事。
英国建立了数万座纪念碑,纪念阵亡的士兵,甚至纪念战马、军犬和鸽子,却没有一座是为中国劳工立的。
中国以这些人的血汗为代价,换来了一个战胜国的席位。
但坐在巴黎谈判桌前的那些人,很快就发现,这个席位没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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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会议厅开幕。
中国代表团由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五人组成。
但和会尚未正式开始,中国就接到通知:原定分配给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为两席。
一个战胜国,连自己该坐几把椅子都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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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是核心。
一战期间,日本出兵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
中国的要求很清楚:德国战败,山东的权益应当直接归还中国。
会议进行到1月27日,日本在“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本。
第二天,顾维钧走上发言席。
那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场合发表长篇演说。他讲山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讲孔孟,讲领土完整的原则,他说了一句话,被《费加罗报》刊登出来,传遍了欧洲:“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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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反应热烈。
威尔逊、劳合·乔治等人上前握手道贺。
舆论一时倒向中国。
看起来,道理在中国一边。
但道理不等于结果。
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前两年,日本就已经和英、法做完了交易,1917年2月,日本外相本野向法国提出,将来在和会上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法国答应了。
英国也同样给了日本秘密保证。
这些交易,中国一直被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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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顾维钧在会场上把道理讲透的时候,桌子底下的牌早就分完了。
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作出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让与日本,这一决定被写进了对德和约的第156、157、158条。
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提出各种妥协方案。
最初要求将山东条款写入和约正文,不允;
退而要求附在约后,不允;
再退,要求在约外发表声明,不允;
最后只要求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声明签约不妨碍将来重提山东问题,仍然不允。
陆徵祥在给政府的电报里写了一句话:“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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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消息传到北京。
报纸上写的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两天后,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前。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
运动迅速蔓延,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从北京到上海,从学生到市民,一个此前主要停留在外交层面的失败,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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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在动摇。
签字,意味着承认山东条款;不签,意味着得罪列强,也违背政府的初步意向。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倾向于签字,一些代表相继离开巴黎。
顾维钧不是团长,他完全可以不承担最后的决断。
但他和王正廷等人坚持:不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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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晚,签字前的最后一刻,顾维钧拟定了最后一个方案:由中国代表在签字前发表口头声明,声明签约不妨碍将来重议山东问题。
陆徵祥批准了。
6月28日早晨,这份声明被送到和会秘书处,秘书长以函稿送还,完全拒绝。
没有退路了。
代表团“公同决定,不往签字”。
当天下午,凡尔赛宫的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的席位空着。
陆徵祥、王正廷、顾维钧、魏宸组联名致电政府,报告拒约经过,电报的最后一句是:“不得已,当时不往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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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在对列强的条约面前说“不”,不是因为有实力推翻决定,而是因为退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方:
如果连“保留将来重议的权利”都换不来,那么签字就不再是妥协,而是对自己那一份权利的签字放弃。
巴黎和会告诉中国人的,不是“公理必然战胜强权”的许诺落空了,而是一个更冷的事实:
战胜国的身份,在国际秩序里从来不是一张自动兑现的支票。 十四万华工的血汗换来了入场资格,但入场之后,坐几个椅子、说什么话、有没有人听,取决于入场者背后站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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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最终没有在巴黎解决。
但拒签本身留下了另一个东西:当外交手段穷尽之后,一个国家还可以选择不承认那份不公。
五四运动把这种选择从巴黎的会议室扩散到了街头、工厂和报纸上,变成了一种此后几十年里反复出现的力量。
那一天的凡尔赛宫,中国席位的空缺,比任何一次出席都更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位置,也标出了此后必须走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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