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天津沦陷已经是第五年。
城里的抗日斗争处处有风险。日军依靠军警管控城区,收买汉奸搜集情报、监视百姓。地下工作者要提防的,不只是日本宪兵,还有身边告密的人。
当年天津,确实发生过不少震慑日伪的锄奸行动。最值得记住的,是天津抗日杀奸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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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0日,天津被日军占领。
8月1日,伪天津市地方治安维持会成立。日军依靠伪政权掌控行政、经济,大量汉奸帮日军抓人告密。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投靠侵略者的本地人。
国难当头,南开、耀华等学校的爱国学生,自发组建秘密组织,也就是抗日杀奸团。
成员大多是在校青年学生。他们做抗日宣传,破坏日军物资,制裁汉奸。他们没法公开活动,每一次行动都要反复商议,稍有疏忽就会暴露。
天津市档案馆留存着相关档案,包含日伪警方卷宗、当年报刊记录。很多模糊的历史细节,靠这些资料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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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团最有代表性的行动,是制裁程锡庚。
程锡庚不是普通商人。
他同时担任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伪天津海关监督,全力推行日伪联银券。这套政策压榨民众与商户,不配合的爱国商人,都会遭到打压。抗团商议后,决定除掉他。
一开始,有人提议去程锡庚家中动手。
一名在租界巡捕房潜伏的抗团成员说:“他家院墙高,不好进去,程锡庚常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在影院动手机会更大。”
之后他们轮流蹲守,摸清了他的出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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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9日,袁汉俊、孙惠书、冯健美、祝宗梁、刘友深分头行动。
祝宗梁负责开枪,刘友深配合,孙惠书、冯健美守在楼下,备好炸炮,枪响之后制造混乱,掩护撤退。
几人买票进场,影院光线昏暗,很难辨认目标。
祝宗梁跟放映员说:“麻烦打一行幻灯,写程经理外找。”
幻灯亮起,目标起身应答。
刘友深压低声音:“就是他,没错。”
电影继续播放,祝宗梁挪到程锡庚身后开枪。
枪声响起,程锡庚当场身亡,场内观众陷入慌乱。
祝宗梁借着混乱,和同伴顺利撤回秘密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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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本地报纸登出这起刺杀消息。
日伪档案记载,刺客是一名穿咖啡色西装的年轻人。
祝宗梁没有躲藏,照常回学校上课。
课堂上,老师和学生聊起这件案子。
老师开口问:“你们听说了吗,大光明电影院出事了?”
祝宗梁安静坐在座位上,神色如常。
没有人知道,这场锄奸行动,就是他参与的。
这件事后,日军借机向英方施压,催生了《有田—克莱琪协定》。
程锡庚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
1938年秋,伪教育局局长陶尚铭乘车遇袭,眼睛被打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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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27日,伪商会会长王竹林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门前,连中三枪身亡。
接连的锄奸行动,让汉奸心生畏惧。
天津百姓也知道,还有抗日力量在坚持斗争。
敌占区的斗争十分残酷。完成一次行动不难,最难的是保住组织。一旦身份暴露,等待他们的就是抓捕和严刑审讯。
组织不断调整斗争方式。
一部分成员转移到根据地,一部分继续潜伏,情报联络一直没有中断。
1940年夏天,天津民先队领导成员全部撤往根据地,市内活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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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0月,青年抗日先锋队,在秘密读书会的基础上组建。
在外人眼里,他们只是普通学生、寻常青年。
曾经有人问一名成员:“这么拼命,值得吗?”
他回答:“我们不动手,汉奸就会继续害人,不能眼睁睁看着国土沦陷。”
这些年轻人本该安心读书。
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拿起武器救国。很多人当时还不到20岁。
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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