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根生,今年四十八,河南周口太康县人,在工地上绑钢筋,绑了二十三年。
我这活儿,外行看着简单:一根扎钩,一盘铁丝,照着图纸把钢筋一根一根摆好,交叉的地方用铁丝绕两圈,钩子一转,拧紧。内行才知道难在哪儿——难在你得知道哪一根该在上面,哪一根该在下面,哪个接头要错开,哪个位置必须满绑。绑错了,监理一眼就看出来,整片返工。我这双手,左手食指第二节是歪的,二十三年前被一根钢筋砸的,当时没接好。右手虎口有一道月牙形的疤,是扎钩崩了划的。冬天手裂口子,裂在指关节上,一弯就出血,我常年揣一管凡士林,五块钱一管,一冬天用三管。
我这个人,一米六八,一百三十来斤,晒得黑,剃平头,眉毛中间有一道竖纹,是常年眯着眼看东西看出来的。我不爱说话,工地上的人叫我"闷王"。年轻的时候人家叫我"小王",后来叫"老王",三十五岁那年有个二十出头的娃娃喊我"王师傅",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在喊我。
我今天想说的那句话,是前年三月十九号夜里,在县医院急诊的走廊上,我跟我媳妇说的。
那天我说的是原话,一个字没改:
"我宁愿在工地累死,也不愿回家等死。"
说完这句话,我媳妇在电话那头没吭声,过了很久,她说了一句:"王根生,你说这话,是拿刀捅我。"
前年三月,我在郑州南边一个安置房项目上干活,十九层,主体结构,我在外架上绑柱子。
那天下午三点多,日头不大,有风。我蹲在柱子边上,正拧一个接头,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一黑。不是那种慢慢发黑,是一下子,像有人把灯关了。我伸手想抓架子,没抓着,人就蹲下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坐在楼层的水泥地上,安全帽滚在旁边,班长正掐我人中。旁边围了六七个人,都蹲着看我。
班长姓丁,四十来岁,他说:"老王,你别动。"
我说:"我没事。蹲久了。"
他说:"你脸白得跟纸一样,你还说没事。"
他们把我架下楼,打了个车送我去医院。量血压,一百八,一百一。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的,她量了三遍,把听诊器摘下来,看着我,说:"师傅,你这是高血压三级。你这样还上高空?"
我说:"我不知道这么高。我平时没感觉。"
她说:"没感觉才最危险。你这血压,随时可能脑出血。你今天就住院。"
我说:"我不住。我输个液就走。"
她说:"你输完液不能走。你至少观察一晚上。"
我说:"我明天还得上工。"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病历本往桌上一放,说:"师傅,我拦不住你。但是我跟你说清楚,你这个血压,一旦出事,不是摔一跤的事。你要是不治,你干不了几年。"
那天晚上我坐在急诊走廊的铁椅子上输液。走廊里全是人,有抱着孩子的,有推着轮椅的,有个老头一直在咳嗽。我旁边那张椅子上躺着个年轻人,胳膊上缠着纱布,纱布上有血。
我给我媳妇打了个电话。
她叫张巧真,比我小两岁,在家种八亩地,农闲的时候去镇上超市理货,一天八十。
她接了电话,问我在哪儿。
我说:"在医院。"
她声音一下就变了:"咋了?"
我说:"没事。血压高,输个液。"
她说:"你回来。"
我说:"回什么回。这工地干到六月底,我再回去,麦收我赶得上。"
她说:"你都进医院了,你还干到六月底。王根生,你今年四十七了,你不是二十七。"
我说:"四十七怎么了。"
她说:"四十七,你要是倒了,这个家就完了。"
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上来了,我坐在那张铁椅子上,手上扎着针,旁边有人在咳嗽,我说了那句话:
"我宁愿在工地累死,也不愿回家等死。"
她在那头静了很久,说:"王根生,你说这话,是拿刀捅我。"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不上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走廊上,输完两瓶液,针拔了,我没住院。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到半夜,抽了半包烟,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回工地了。
我到今天想解释那句话。
我不是不怕死。我怕得很。
我这辈子见过两次死。一次是我十九岁那年,我二舅在煤窑里没上来。一次是二〇〇八年,我们村的老赵,赵德旺,跟我一块儿出来干活的,从六层的架子上掉下来。那次他没死,他在床上躺了两年,走了。
我怕的不是死。我怕的是那个"家"字后面那个"等"字。
我给你算一笔账。
我一年在工地上能干八个月到九个月。剩下的时间,过年、麦收、秋收、下雨、等活,全在家。我一年能挣七万到八万,好年景八万五。我自己花多少?吃饭工地管,一个月烟钱三百,偶尔喝点啤酒,加上来回车票,一年花不到一万。剩下的六万多,全寄回家。
这六万多,干什么?
给儿子攒着。我儿子王康,今年二十四,在县城,学修车,学了三年,现在在一家修理厂干活,一个月四千二。他谈了个对象,隔壁镇的,姑娘不错,人家今年开口了:县城得有套房,彩礼二十万,车可以先不要。
县城的房子,二手房,九十平,四十万,首付十二万。
彩礼二十万。
三金、酒席、婚庆、改口费、上车钱,加起来七八万。
一共四十万。
我算了三遍。我一年存六万,我得干七年。七年以后我五十四。
这七年里,我不能病,我妈不能病,房子不能漏,麦子不能倒。
我一想到这些,我坐在医院走廊上,我心里那句话就出来了。
"累死"和"等死",对我来说不是两个选择。是我脑子里的两条路。
一条是我在工地上,一天三百八,风吹日晒,但是钱一天一天在进。另一条是我在家,坐在门口,看着日头从东边挪到西边,钱一分不进,账一天一天在涨。
我那时候以为,我怕的是"没钱"。
后来我在家待了三个月,我才知道我怕的不是这个。
我先说说工地上的一天。
早上五点二十,天不亮,宿舍里的手机闹钟一个接一个响。我们住的是活动板房,十二个人一间,上下铺,我睡下铺靠门。屋里有股混合的味儿:汗、脚、湿衣服、烟、还有隔夜的方便面。
五点四十,洗漱。水龙头七八个人抢,我一般不去抢,我坐在床边把昨天泡的茶喝了,然后套上工装,工装是深蓝的,膝盖那儿磨白了,我不洗,洗了硬。
六点,食堂,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份咸菜。有时候有鸡蛋,一块五一个,我隔一天吃一个。
六点二十,班前会。班长拿个本子点名,讲今天干什么,然后讲安全:上外架挂安全带,安全带要高挂低用;洞口盖好;不许往下扔东西;谁喝了酒今天别上。这些话天天讲,讲得人耳朵起茧子。
六点半上工。
绑钢筋这个活儿,夏天最难。钢筋在太阳底下晒到六十度,你戴着手套去抓,手套都能烫软。汗从安全帽里往下淌,淌到眼睛里,辣。我一天喝六瓶水,一瓶两升,喝下去不出汗,全变成汗了。冬天也难,钢筋上结霜,滑,抓不住,手一碰就冰得疼。
中午十一点半吃饭,吃完饭有一个钟头。这一个钟头是工地上最金贵的。我们找个阴凉地方,纸板一铺,躺下就睡。有的人打呼,有的人玩手机,我一般睡二十分钟,然后是坐在那儿抽烟。
下午两点上工,六点半收工。赶工期的时候加班到九点。
我一天能挣多少?点工三百八。包工按吨算,一吨三百,我手快,一天能绑一吨二。但是包工不分天气,下雨干不了,钱就没有。一年下来,平均一天三百出头。
我为什么能干这个?
因为二十三年前我二十五岁,我跟着我二舅出来,在周口的一个工地上,一个老师傅教了我三天。他说:"小王,你记住,绑钢筋不在快,在准。你快了,人家返工,你一天白干。"
我这二十三年,绑过的钢筋,我自己都算不清。从二层的小楼,到三十几层的写字楼,到高铁站的站台,到一座桥的桥墩。我绑过的楼,现在有人住在里头,有人在那儿上班,有孩子在那儿上学。我去过郑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太原。我这辈子没坐过飞机,我全是坐大巴、坐绿皮火车去的,最长的一次坐了三十四个小时。
我干活的时候不爱说话。我喜欢那个声音——扎钩一转,"咔"一下,铁丝收紧,那个音是实的,是准的。一天下来,我耳朵里都是这个声。
你说这活儿累不累?累。
但是我在这个活上,是个"王师傅"。
工地上,谁见我都是"王师傅"。班长安排活儿会说:"这片柱子给王师傅。"监理来看,指着我说:"这个绑得可以。"新来的娃娃不会绑,班长会喊:"小王,你过来教教他。"
我这个人在家里,什么都不算。在工地上,我这双手是值钱的。
这一点,我前年回家那三个月,才真的明白。
前年四月,我回去了。
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那个项目的主体完了,下一批活没接上,工地上放人,我那个班组散了。班长跟我说:"老王,你先回去歇两个月,七八月有个新项目,我到时叫你。"
我回家那天是四月十二号,坐的大巴,从郑州到太康,六个小时。到了镇上,我媳妇骑电动车来接我。
她看见我,第一句话是:"你瘦了。"
第二句是:"血压量了没有?"
我说:"量了。"
她说:"多少。"
我说:"一百四。"
她说:"你骗我。"
我没说话。
回到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开花了,红得很。我妈坐在堂屋门口的小板凳上,看见我,抬了抬头。
我妈叫李桂英,那年八十一。她前年冬天开始糊涂,认得人,但是记不住事。她看着我,看了半天,说:"你是谁家的?"
我媳妇在旁边说:"妈,这是根生。你儿子。"
我妈说:"根生在郑州。"
我说:"妈,我回来了。"
她说:"哦。那你吃饭了没有。"
我说:"吃了。"
她说:"那你坐。"
我坐下。那天下午我坐在她旁边,坐了两个钟头,她一句话没跟我说,她看着院子外面。
我在家待了三个月。
头三天,我睡得特别好。我一天睡十个钟头,睡醒了吃饭,吃完饭坐在门口。我媳妇说我像个客人。
第四天开始,不对劲了。
我早上五点多自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我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天还黑着,鸡在叫。我不知道干什么。工地上的五点半,是洗脸、是抢水龙头、是工装、是安全帽。家里的五点半,什么都没有。
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坐到天亮。
吃过早饭,我媳妇下地,我说我去帮忙。她说:"你去干啥,你又不会。"
我说:"我怎么会。"我从小在地里长的。
她说:"你会。你二十年前会。现在地里的活儿,你不如我。"
我跟着去了。八亩地,那年种的是玉米。她让我去撒化肥。我背着袋子撒,撒了半亩地,她过来看,说:"你撒得不匀。这边多,那边少。"
我说:"那怎么办。"
她说:"算了吧。你别撒了,你去把沟里的草拔了。"
我去拔草。拔了一个钟头,她从地那头走过来,说:"你把玉米苗也拔了两棵。"
我坐在田埂上,不说话了。
那三个月,我一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
我媳妇忙。她早上五点起来做饭,六点下地,中午回来做饭,下午下地,傍晚回来喂鸡、做饭、洗衣服、给我妈擦身。她一天到晚在动。
我在家里,我不知道我该在哪儿。
我坐在堂屋门口,看外面的路。那条路是水泥路,村里的主干道。早上有骑电动车去镇上上班的,有开三轮拉货的,有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
我数路过的车。一天数一百多辆。
我数了三个月。
我开始明白一件事:在工地上,我是"王师傅"。在家里,我是一个坐在门口数车的人。
我媳妇有一天晚上跟我说:"根生,你要是在家待着难受,你就找个活儿。镇上那个砖厂招人,一天一百二。"
我说:"一百二。"
她说:"一百二怎么了。"
我说:"我在工地一天三百八。"
她说:"那你就回工地。"
我说:"我这不是没活吗。"
她说:"那你就在家待着。你别一天到晚坐在门口,人家都问我,说你家根生是不是身体不行了。"
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一句话没说。
我在家待的第二个月,出了一件事。
我儿子王康从县城回来。他在修理厂干活,一个月四千二,他自己花两千,剩下的存着。他回来那天,我坐在门口,他进门,叫了一声"爸"。
我说:"回来了。"
他说:"嗯。"
他进屋,把包放下,掏出手机坐在沙发上。我在门口坐着。中间隔着一道门槛。
过了一会儿,我说:"康。"
他说:"嗯。"
我说:"你跟那个姑娘,怎么样了。"
他说:"还行。"
我说:"人家那边,说没说什么时候办事。"
他说:"说了。人家说,房子得先定下来。"
我说:"多少钱。"
他说:"十二万首付。"
我说:"彩礼呢。"
他说:"二十万。"
我说:"二十万……能不能商量。"
他把手机放下了。他说:"爸,你别管这个。"
我说:"我怎么不管。这钱是我出。"
他说:"我知道是你出。"
他说:"你要是出不起,我就再等两年。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家里条件一般。她说她等我。"
我当时坐在门口的凳子上,我那个火就上来了。
我说:"你等她。你等两年,你二十六。你二十六,人家姑娘二十四,人家家里不催?"
他说:"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我说怎么办?我说我再去干两年。"
他说:"你今年四十七了,你还干两年?"
我站起来了。
我说:"我四十七怎么了?我四十七,我在工地上一天三百八,一天不少。我绑了二十三年钢筋,我手艺比谁都好。"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堵。
他说:"爸,我不是嫌你没钱。我是怕你哪天在工地上出事,我这辈子都过不去。"
他说完,站起来,进屋去了,把门带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门口,坐到天黑。
我在家待到七月初,我妈摔了。
那天早上她自己去上厕所,院子里有一块砖松了,她脚一绊,坐在地上了。我媳妇在厨房,听见响动跑出来,看见她坐在地上,起不来。
送到镇卫生院,拍片子,髋部骨裂。年纪大了,不能手术,只能躺着养。
从那天起,我在家有事干了。
我一天给她翻六次身。早上六点、上午十点、中午十二点半、下午三点、晚上七点、夜里十二点。翻身要两个人,我媳妇托肩,我托腿,一起使劲。
我给她擦身,一天一次。她的皮肤薄得像纸,我一擦,就能看见底下的青筋。她瘦,八十一岁的人,七十斤不到,我一只手就能把她翻过来。
我喂她吃饭。她牙不好,我媳妇把饭煮得软,把菜剁碎。我一口一口喂,喂一口,等一会儿,看她咽下去了,再喂第二口。喂一顿要四十分钟。
头一个月,她还能说话。她有时候认得我,有时候不认。她认得我的时候,会说:"根生,你别老守着我,你去睡。"
我说:"我不困。"
她说:"你眼睛都红了。"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
那年秋天,我每天下午把她抱到院子里晒太阳。我用一张藤椅,垫上棉被,把她放在椅子上,推到石榴树底下。她坐在那儿,眼睛半闭着,太阳照在她脸上,脸上那层皮是透明的,能看见血管。
我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给她揉腿。她那个腿细得像一根柴,我一只手能围过来。
我揉着揉着,有一回她忽然说:"根生。"
我说:"妈。"
她说:"你小时候,也是这么坐着的。"
我说:"什么?"
她说:"你三岁那年,发高烧,我抱着你,在卫生院坐了一夜。你也是这么坐着,我抱着你。"
我说:"妈,我不记得了。"
她说:"你不记得。我记得。"
她说完,就不说了。
我坐在那儿,手上还在揉她的腿。太阳很暖,石榴树上还有几个晚熟的果子,红得发黑。
那一天,我心里有个东西松了。
我在工地上绑了二十三年的钢筋,我绑过的楼,有人住,有人上班,有孩子上学。可那些楼里,没有一栋是我的。
那天下午我坐在石榴树底下,我忽然想,我这辈子能算"我干的"的事,不多。这几个月,我给我妈翻了六百多次身,我给她喂了三百多顿饭,我给她擦了九十多次身。她身上一个褥疮都没长。
这个是我干的。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号,我妈走了。
走得很安静。那天夜里我给她翻完身,她睡着了,我坐在床边打了个盹。早上五点多我醒过来,摸了摸她的手,凉了。
办完后事,我在家待到今年二月。那两个月,我什么都没干,我坐在院子里,看那棵石榴树。那年冬天冷,树上的叶子掉光了,枝子黑黑的,伸在灰白的天空底下。
三月,丁班长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老王,西安那边有个项目,二十五层,你来不来。"
我在电话这头,捏着手机,站了大概半分钟。
我说:"来。"
今年三月,我到了西安。
我这次来,跟以前不一样。
第一件事,我买了一个血压计。欧姆龙的,臂式的,二百八十块,我坐火车前在县城药店买的。我每天早上起来量一次,晚上收工量一次,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本子是那种两块钱一本的,封皮上我写了三个字:血压本。
第二件事,我吃药。氨氯地平,一天一片,医院开的,一个月二十几块钱。我以前吃药,吃两个月觉得没事了就停。这次我不敢停。
第三件事,我不上高空了。
这个是我自己跟丁班长说的。我说:"老丁,我这血压,高处我干不了。你让我在地面上干。"
丁班长看了我一会儿,说:"老王,你这手,在地面上干,浪费。"
我说:"不浪费。我在地面上带人。"
我现在带四个年轻人,两个河南的,一个甘肃的,一个四川的。最小的十九岁,最大的二十七。
我教他们三件事。
第一件,绑扎的规矩。哪根压哪根,哪个接头必须错开,哪儿的箍筋要加密。我拿一根粉笔在地上给他们画,画一遍,让他们照着摆。有个娃娃绑得快,但是错,我说:"你快有什么用?你绑十根,返工八根,你一天白干。"
第二件,安全。这个我讲得最细。
我跟他们说:上外架,安全带挂在上面,不许挂在脚下的横杆上。挂低了你一掉,绳子一绷,你的腰就断了。
我跟他们说:洞口盖好,盖完了用铁丝绑牢。有人就是踩在一块没绑的板上,一脚下去,从七楼掉到三楼。
我跟他们说:不许往下扔东西。一根二十公分的短钢筋,从十层掉下来,能把人的安全帽砸穿。
我跟他们说:中午不许喝酒。喝一瓶啤酒,下午爬架子,你的平衡就不一样了。
我讲这些,不是念文件。我是拿人名讲。
我跟他们讲赵德旺。
老赵,我们一个村的,二〇〇八年在郑州,从六层掉下来。他那天没挂安全带。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就上去一会儿,挂什么。"他那一会儿,是五米。
他摔下来,腰椎粉碎,骨盆裂,在县医院躺了四个月,花了十一万,赔了十五万。他回家以后,在床上躺了两年,大小便都在床上。他媳妇伺候他,伺候了两年。二〇一〇年秋天,他走了。那年他四十一。
我跟那四个娃娃讲这个,讲完了我说:"老赵不是不小心。他是觉得,就一会儿。你们记住,工地上死的人,一半都是觉得'就一会儿'。"
第三件,这个是我自己新加的。
我跟他们说,你身边要有一个"看着你的人"。
我跟班里的四川娃小李搭了个对子。我们两个人约定:谁要是觉得头晕、胸闷、手麻、说话不利索、看东西重影,对方立刻喊人,不许多问,不许说"没事"。
我跟他说过一句:"你看见我不对劲,你就抓住我,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你别管我要不要脸。"
他现在每天看见我,第一句话是:"王师傅,你今天晕不晕?"
我说:"不晕。"
他说:"那你脸怎么这么红。"
我说:"红的。我血压高。"
他哈哈笑。
我这半年,血压下来了。现在一百三十五,八十五。
我还改了一件事。
我给我儿子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我想了很久才打。
我说:"康。"
他说:"爸。"
我说:"房子的事,我给你算个数。"
他说:"爸,你别——"
我说:"你听我说完。我一年能存六万,我今年四十八,我干到五十五,是七年,四十二万。这个钱,够了首付和彩礼。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他说:"什么条件。"
我说:"我最多干到五十五。五十五以后,我一分钱不给你。你自己想办法。"
他在那头静了一会儿,说:"爸,我知道了。"
我说:"我不是不管你。我是跟你说清楚。我这身子,是能用的,也是会坏的。你要是等我坏的那天,那就晚了。"
他说:"爸。"
我说:"什么。"
他说:"你少抽点烟。"
我说:"我抽得不多。"
他说:"你一天一包。"
我说:"你管我。"
他笑了。他说:"我不管你谁管你。"
现在我还在西安。
我这半年,一天没落下。早上五点二十起,六点半上工,中午睡二十分钟,晚上六点半收工。我一天挣三百八,包工的时候能到四百二。我一个月干二十五天。
累不累?累。腰疼,膝盖疼,晚上躺下,两条腿是涨的。
但是我今年三月刚来的时候,跟去年三月,不一样。
去年三月我在医院的走廊上,我说的是"我宁愿在工地累死,也不愿回家等死"。
今年三月我上火车之前,我媳妇送我到镇上,她说:"你今年出去,别硬撑。"
我那时候说的是另一句话。我说:
"我不是去累死。我是去干活的。"
这句话,我想了差不多两年,才想明白。
"累死"和"等死",这两个词里都有个"死"字。那是因为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在工地上是挣钱,在家是赔钱;在工地是个师傅,在家是个多余的人。两头都不是"活着",一头是挣命,一头是熬。
可后来我在家那三个月,我给我妈翻身、喂饭、擦身,我在院子里晒太阳,我坐在她旁边揉她那根细腿。那三个月,我一分钱没挣。那三个月,我比我在工地上任何一年都像一个活着的人。
我妈最后那一年,我抱着她,她七十斤。我在工地上能扛两捆钢筋,我那双手一天绑一吨二。可我这辈子最用得上力气的时候,是在我家的院子里,把我妈从床上抱到藤椅上。
我那时候才明白,那句"回家等死",说错了。
家不是一个等死的地方。是我自己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只会挣钱的人,然后回了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
我这个人,四十八岁。我一半的日子在工地上,一半的日子在家里。我以前以为,这两半是打架的。现在我明白了,它们只是分工不同。
工地上,我是王师傅。家里,我是根生。
两个都是真的。
我今天说这些,不是想让人可怜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不用可怜。我们一天三百八,我们绑的楼,你们住在里头。
我就是想跟我说一句实话:
我今年四十八。我还能干七年。这七年,我把债还完,把儿子的婚事办了,把我这个血压稳住。
七年以后我五十五,我回家。
回家以后我干什么?我想好了。
村里现在老人多,年轻人都出去了。我想在村口摆个摊,修电动车、修自行车、修小家电。我这个人手不笨,我这些东西,摸一摸就会。
我还要教村里的老头量血压。我那个血压本,我记了一年了,我知道哪一天高,为什么高。这个是能教人的。
我不"等"了。
我这辈子剩下的日子,我要让它"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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