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融界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国汪
绿色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自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用不到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规模领先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市场。与此同时,全球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在2025—2026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调整:净零银行联盟(NZBA)于2025年10月宣告关闭,多家国际大行下调或推迟气候目标,但可持续融资的绝对规模仍在扩张,业务重心从"绿色标签"转向"转型金融、能源安全与基础设施"。在这一国际坐标系剧烈变动的时点,重新审视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进展、问题与政策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中数据、案例与政策均更新至2026年三季度。
一、全球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实践与最新动向
(一)主要国际银行的目标承诺与业务进展
从总量承诺看,国际大型商业银行普遍设立了2030年可持续融资目标并持续推进。汇丰控股提出到2030年提供或促成7500亿至1万亿美元可持续融资与投资,2025年全年完成1020亿美元、创单年新高,2020年以来累计达4956亿美元;摩根大通设立2.5万亿美元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绿色目标1万亿美元),截至2025年末累计完成约1.2万亿美元;花旗集团2030年1万亿美元目标已完成6472亿美元、进度约65%,在美国大行中领先;美国银行1.5万亿美元目标累计完成约9240亿美元;德意志银行将累计目标从5000亿欧元上调至2030年末的9000亿欧元,已完成4710亿欧元;巴克莱1万亿美元可持续与转型融资目标已完成2607亿美元。亚洲方面,三菱日联金融集团将2030财年可持续金融目标上调至100万亿日元,累计完成56.5万亿日元。
从实践深度看,欧洲银行在转型约束上最为严格。法国巴黎银行是典型代表:其承诺2030年能源生产融资中低碳占比达90%,截至2025年9月末低碳能源融资383亿欧元、占比已升至82%(2022年仅54%);油气绝对融资排放从2022年的27.3百万吨降至2025年的5.3百万吨,提前达成2030年目标,并明确不再为任何新油气田开发提供融资。德意志银行2026年1月生效首份《转型融资框架》,区分"活动层面""主体层面"与"可持续挂钩"三类转型融资,规定主体层面融资不计入目标,以避免夸大气候影响,口径审慎程度堪称标杆。
从客户参与方式看,领先银行已将绿色金融嵌入对公业务全流程。汇丰已审阅约4000家企业客户的转型计划,并据此重塑对公商业策略;法巴设立约250人的低碳转型集团专职团队;渣打银行在亚洲密集落地转型金融交易,包括牵头中国市场首笔符合人民银行《转型金融支持经济活动目录(水上运输行业)》的人民币银团贷款,并与兴业银行落地全球首单符合国际商会《可持续贸易与贸易融资原则》的可持续保函转开业务。
(二)自愿性气候联盟解体与承诺含金量分化
2025—2026年国际绿色金融领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自愿性约束体系的瓦解。净零银行联盟2021年成立时巅峰成员近150家、覆盖资产超74万亿美元,但自2024年12月高盛率先退出后,摩根大通、花旗、美国银行等美国大行集体退出,2025年汇丰、巴克莱、瑞银、日本三大金融集团相继退出,联盟于2025年9月暂停运作、10月3日经成员投票决定关闭,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与净零保险联盟此前亦已停止运作。这标志着以自愿承诺为核心的国际气候金融治理模式阶段性终结。
与之相伴的是承诺"含金量"的明显分化。一方面,部分大行实质性放松目标:摩根大通将分行业碳强度目标从2030年推迟至2035年,并把核电、电网、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纳入绿色口径,仅口径追溯调整即为累计进度贡献1450亿美元;汇丰将油气行业2030年融资排放目标从固定下降34%改为下降14%至30%的区间;富国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等直接取消了2030年分行业目标。另一方面,以法巴、德银为代表的部分欧洲银行坚持绝对减排目标和审慎口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转型路径倡议2026年10月的评估显示,被评估的26家大型银行过去三年无一家设定新的2030年目标,净零承诺项平均得分从2024年的33%降至22%。这一格局说明:全球绿色金融正从"联盟约束"时代进入"自主承诺、监管主导"时代,约束力来源从行业倡议转向各国监管制度。
(三)业务重心转向转型金融、能源安全与基础设施
国际大行的业务重心正在发生三个方向的迁移。其一,从"纯绿"转向转型金融。德银、三井住友、渣打、汇丰均推出专门的转型金融框架或产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转型挂钩债券、债务换自然等结构性创新加速落地;美国银行2024年主导厄瓜多尔10亿美元主权债务转换交易,为亚马孙雨林保护释放4亿美元资金,是同类交易中规模最大的案例。其二,能源安全与电力基础设施成为新共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用电、电气化进程与地缘政治共同推高电网、储能、核电融资需求,摩根大通提出"可负担性、安全性、可靠性、可持续性"四力框架,每年促成近1000亿美元新增能源供给融资,花旗新设AI基础设施银行团队。其三,长期资本的竞争者发生变化。受巴塞尔资本约束和贷款期限限制,银行在长期基础设施融资中的份额正被私募信贷与基础设施基金分流,2025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达2.3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清洁能源吸引的资金约为化石能源的两倍。
国际经验为我国提供了三点镜鉴:一是绿色金融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监管制度而非自愿承诺;二是"口径诚信"比"目标宏大"更重要,定义放宽带来的进度虚增会侵蚀公信力;三是转型金融、电网与能源基础设施、自然与生物多样性金融是下一个十年的主赛道。
二、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最新进展
(一)政策体系:从顶层设计到标准统一再到工具扩围
2024年以来,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完成了三次跃升。第一次是顶层设计定调。202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24〕70号),提出绿色金融未来十年目标,涵盖标准体系、信息披露、产品市场、政策协调、风险防范、国际合作六大方面,是当前的纲领性文件。第二次是标准统一收口。2025年是绿色金融的"标准统一年":3月《绿色金融术语》成为该领域第一个国家标准;6月,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印发《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10月1日起施行,首次统一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各类产品界定标准,设置9个一级、38个二级、271个三级分类,新增绿色消费、绿色贸易两大门类,实现"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覆盖,终结了两套绿色贷款统计口径并行、跨口径套利的局面。2025年初,金融监管总局与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首次提出未来五年"绿色金融业务规模占比明显提升"的量化导向,构成银行保险业的施工总图。
第三次是工具扩围深化。2026年1月,人民银行印发《关于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6〕25号),将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领域从三大类扩至节能降碳、资源循环利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六大领域,再贷款额度8000亿元、利率降至1.25%、按季操作,政策实施至2027年末。这是该工具创设以来的首次扩围,标志着政策支持从"支持绿色产业"深化到"推动产业变绿"。2026年7月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25%,为绿色金融划定了中长期需求坐标。
(二)绿色信贷:总量全球领先,国有大行担当主力,增速平稳换挡
绿色信贷是我国绿色金融的绝对主体。截至2025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44.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绿色贷款年均增速30.2%,高出全部贷款21.1个百分点,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从2020年末的6.7%升至16.2%。进入2026年,在目录切换口径的高基数上,绿色信贷仍保持双位数增长:二季度末余额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三季度末达49.22万亿元、同比增长13.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8.2个百分点。投向上,基础设施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和利用三大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22.12万亿元、8.73万亿元和5.43万亿元(2026年三季度末)。
机构层面呈现"大行主导、股份行追赶、中小行分化"的格局。截至2025年末,六家国有大行绿色贷款余额合计约25.55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57%:工商银行6.70万亿元居首,建设银行6.00万亿元,农业银行5.93万亿元,中国银行4.96万亿元且以27.83%的增速居大行之首,邮储银行1.01万亿元首次跻身"万亿俱乐部",交通银行9508亿元。股份制银行中,兴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1.11万亿元、成为股份行首家破万亿的机构,其绿色贷款不良率仅0.49%,显著优于对公平均水平,证明绿色资产可以兼得规模与质量;中信银行7525亿元、浦发银行7074亿元、招商银行6094亿元紧随其后。2026年上半年,六大行绿色贷款合计进一步增至约27.8万亿元,工商银行突破7万亿元。
(三)绿色债券:年发行首破万亿,商业银行主导金融债扩容
2025年是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里程碑年份:全年境内贴标绿色债券发行832只、规模1.08万亿元,同比增长58%,年度发行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在全球绿色债券发行同比下降11%的背景下,中国发行额逆势增长约92%,占全球20%,重回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发行国。2026年前三季度贴标绿债发行537只、9102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三季度单季发行4820亿元、创季度新高,存量规模2.71万亿元。
商业银行在绿色债券市场中扮演着发行人、承销商、投资人三重角色。绿色金融债是2025—2026年扩容的最大引擎:2025年绿色金融债发行5623亿元、同比增长147%,占全部贴标绿债的52%;2026年前三季度银行绿色金融债发行3794亿元,发行主体从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扩展至城商行、农商行。承销端,中国银行2025年境内绿色债券承销规模居银行间市场首位;创新品种持续涌现,碳中和债券累计发行9713亿元,江苏银行2026年7月发行市场首单"生物多样性"主题绿色金融债,绿色熊猫债、蓝色债券、绿色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不断扩容。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CGT)贴标取得实质进展,截至2025年末符合CGT的存续绿债达305只、3492亿元,为中国绿色资产对接国际资本提供了共同语言。
(四)碳减排支持工具与转型金融:从纯绿到双轮驱动
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撬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该工具累计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超1.38万亿元;机构测算,扩围后工具累计余额有望达2.2万亿元,可撬动商业银行支持贷款约3.6万亿元。地方落地成效可观,例如广东累计支持1495个项目、发放贷款1447亿元,预计年减排二氧化碳逾2700万吨。与此同时,转型金融从概念走向实操:人民银行牵头制定的煤电、钢铁、建材、农业四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已在20多个省市试用,水上运输、石化、化工、纺织、铜、铝等第二批7个行业标准加快研制;十余省市发布20余项地方转型金融目录,河北将试用范围扩展至11个行业,新疆发布全国首个煤化工转型金融标准。2026年转型贷款规模同比增长超70%,碳质押贷款增长超50%,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双轮驱动"的格局初步形成。
三、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逻辑仍偏重规模扩张,环境效益转化与质效管理不足
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2025年末为16.2%,意味着超过八成的信贷资产仍未纳入绿色框架;2026年以来绿色贷款增速从20%以上回落至13%左右,固然有口径切换和高基数因素,但也反映出"好识别、好抵押、好回报"的优质绿色项目储备正在被快速消耗。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现行统计与考核以贷款余额为核心,资金是否真正转化为减排实效缺乏统一度量,环境效益测算方法、减排量核证标准尚未全国统一,绿色金融的"绩"与"效"之间存在断层。对照央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提出的"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要求,多数银行的绿色金融管理仍停留在规模报账阶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测算,到2030年我国产业绿色转型与碳达峰建设资金需求约25.2万亿元,若资金配置效率不能显著提升,仅靠规模扩张难以弥合缺口。
(二)标准落地与信息披露仍存短板,"洗绿"风险尚未根除
《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统一了认定标准,但执行深度明显不均衡:大型银行具备专业识别能力,多数中小银行缺乏绿色项目识别、环境效益测算的专业团队和技术系统,存在"认定靠客户申报、核验靠形式审查"的现象;部分企业以虚假转型材料获取低成本绿色资金,个别机构为完成绿色考核指标放宽认定标准,甚至为高碳项目"贴绿标"。信息披露方面,财政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目前仍是自愿性框架,强制执行的范围与时间表尚未明确;金融机构投融资端碳排放(范围三)核算标准缺失,碳数据失真、口径不一的问题普遍存在。与国际比较,我国在"从贴标走向验证"的进程上落后于欧盟以《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和分类目录为支撑的强制披露体系。
(三)产品结构单一,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风险定价功能薄弱
我国绿色金融供给高度依赖信贷与债券两类债务工具,绿色股权、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衍生品占比很小,股权类转型基金基本空白,难以满足高碳行业企业补充资本金、降低杠杆的转型需求。绿色债券市场"一级热、二级冷"特征突出:年换手率仅52%左右,远低于银行间市场平均水平,大量银行持有绿债至到期不交易,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定价功能未能有效发挥。绿色溢价(发行成本优势)从2023—2024年的5至11个基点回落至2025年的4.5个基点,对发行人的激励边际递减。此外,产品同质化严重,各银行绿色金融产品集中于光伏、风电、绿色交通等成熟领域,对生物多样性、气候适应、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覆盖不足。
(四)激励约束机制不适配,商业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绿色金融的正外部性决定了其需要持续的政策激励,但现有机制存在三个错配。一是期限错配:碳减排支持工具再贷款期限为1年,而绿色项目投资回收期普遍在10年以上,"短负债、长资产"制约银行投放中长期绿色贷款的意愿。二是风险收益错配:转型项目技术风险高、现金流不确定,但缺乏财政贴息、担保增信、风险补偿等分担机制,银行独自承担转型风险,导致"不敢贷、不愿贷"。三是能力错配: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支持对象限于21家全国性银行、5家城商行和13家外资机构,数量众多的中小银行被排除在外,而中小企业恰恰是节能降碳改造需求最迫切、融资最难的群体。尽职免责机制虽已提出,但缺乏可操作细则,基层客户经理仍面临"绿色认定错了要追责、不贷没责任"的不对称激励。
(五)气候风险管理和碳核算能力薄弱
气候风险尚未全面纳入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物理风险方面,极端天气对抵押物价值、供应链和项目运营的冲击缺乏系统的评估模型和压力测试;转型风险方面,高碳资产搁浅风险的识别、计量和拨备安排刚刚起步,多数银行尚未开展分行业的气候情景分析。碳核算能力短板更为基础:银行缺乏企业层面真实、连续、可核验的碳排放数据,客户碳账户建设碎片化,碳排放数据尚未嵌入授信审批和贷后管理全流程。兼具金融、环境、工程知识的复合型团队主要集中于少数大型银行,人才短缺是普遍性约束。
(六)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绿色金融治理的深度与精度存在差距
对照国际实践,我国的差距不在规模而在精细化治理能力。一是目标管理:法巴对油气设定绝对排放下降70%的目标且提前达成,我国银行普遍缺乏分行业的融资排放中期目标,绿色金融目标仍以投放规模为主。二是口径诚信:德银明确"主体层面转型融资不计入目标",而我国转型金融统计口径尚在建设中,存在将一般流动性贷款包装为转型贷款的空间。三是客户参与:汇丰已审阅约4000家客户转型计划并据此调整商业策略,我国银行对企业转型计划的系统性评估和伴随式服务刚刚起步,绿色金融尚未真正嵌入客户经营决策。
四、下一步政策建议
(一)推动可持续信息披露从自愿走向强制,夯实数据与核算基础
建议由财政部、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联合制定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强制实施路线图,明确上市公司、金融机构、重点排放企业的强制披露范围与时点,率先在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和高碳行业落地;加快出台全国统一的碳核算方法和数据质量标准,推动企业碳排放数据与环保、税务、海关等政务数据跨部门共享,建设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数据平台,破解环境数据孤岛;以"披露质量换融资便利"为激励,对开展高质量可持续披露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再贷款优先支持。
(二)健全激励约束与风险分担机制,增强商业可持续性
一是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的期限结构,探索将再贷款期限从1年延长至3至5年,与绿色项目周期相匹配,并研究将支持对象扩展至经营稳健、绿色业务活跃的省级法人银行。二是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担体系,落实2026年4月国务院《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推动财政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绿色信贷风险补偿资金池与绿色金融工具联动,对转型项目贷款给予差异化风险权重或资本计量优惠。三是细化绿色金融尽职免责实施细则,明确免责情形、认定程序和标准,解除基层后顾之忧。四是强化绿色金融评估结果运用,将评估结果与宏观审慎评估、监管评级、再贷款资格等挂钩,形成"政策引领—统计评估—政策优化"的闭环。
(三)深化转型金融制度供给,把握"十五五"碳达峰窗口期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转型金融是最主要的增量战场。建议:加快第二批7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研制与发布,2027年前实现重点高碳行业标准全覆盖;制定全国统一的转型金融统计与认定办法,借鉴德银"活动层面优先、主体层面从严"的经验,防止"假转型"稀释政策公信力;大力发展股权类转型金融工具,支持政府产业基金、私募股权机构设立转型基金并在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推动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联动,将企业碳配额履约表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率纳入转型贷款定价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的绩效指标,打通"减排—增信—再融资"的循环。
(四)丰富绿色金融产品谱系,激活二级市场流动性
一是补齐产品短板:扩大绿色保险、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资产证券化供给,稳妥推进碳质押、碳回购常态化,研究推出碳期货、碳期权等衍生品;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适应、蓝色经济等前沿领域创设专项产品,落实《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配套试点。二是提升绿色债券市场流动性:培育绿色债券做市商制度,对做市业务给予手续费减免和考核加分;扩大绿色债券指数及挂钩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供给,吸引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机构投资者;推动绿色债券纳入更多公开市场操作的合格抵押品范围。三是稳定绿色溢价预期,通过持续的政策激励使绿色融资成本优势保持在可感知水平,避免激励边际失效。
(五)将气候风险全面纳入监管体系与银行全面风险管理
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指引,要求大中型银行在三年内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分行业气候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对高碳行业资产建立差异化授信定价和风险拨备机制,并将气候风险纳入监管评级。推动银行把碳排放数据嵌入客户准入、授信审批、贷后管理全流程,建设企业碳账户与个人碳账户体系;借鉴国际经验设定分行业融资排放中期目标,从"规模导向"转向"规模与减排双导向"。同时支持行业协会建立绿色金融职业能力认证体系,加快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
(六)推动差异化发展与高水平国际衔接
针对不同类型银行实施差异化引导:国有大行应发挥全球网络优势,牵头参与国际绿色金融规则制定,扩大跨境绿色投融资;股份制银行应在绿色投行、碳金融、转型金融等专业化赛道形成特色;中小银行应立足本地,聚焦中小企业节能改造、分布式能源、县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场景,监管部门可通过专项再贷款、联合贷款、能力输出等方式支持其补齐短板。在国际衔接方面,持续扩大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和《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的贴标应用,吸引境外长期资本配置中国绿色资产;在净零银行联盟解体后的国际治理真空期,主动参与全球可持续金融规则重塑,提升我国在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为共建"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提供中国方案。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已完成从框架搭建到规模领先的第一次跨越,正在经历从规模扩张到质效并重的第二次跨越。国际经验表明,绿色金融的生命力不在于宏大的承诺,而在于统一的标准、可信的数据、刚性的约束和可持续的商业逻辑。下一步应以强制披露夯实基础、以风险分担激励转型、以标准扩围深化供给、以风险管理守住底线,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在"十五五"碳达峰决胜期实现从"全球最大"到"全球最优"的跃升。
数据来源:
本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各期《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及《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25年四季度报告、2026年前三季度数据);各上市银行2025年年报及2026年半年报、三季报披露的绿色贷款余额;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5年绿色信贷进展报告》《2025年绿色债券进展报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绿色债券白皮书(2025)》及兴业研究《可持续债券市场季报(2026年三季度)》。政策文件来自中国政府网、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官网公开发布的原文,包括银发〔2024〕70号、《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银发〔2026〕25号等。国际案例来自汇丰、摩根大通、花旗、法国巴黎银行、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渣打等银行官方发布的年报、可持续金融报告及净零转型计划,以及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转型路径倡议(TPI)的公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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