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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刚刚落幕,亮眼的成绩单,为动荡的全球贸易格局注入了一抹确定性。展馆之内,中外企业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协议密集签署;展馆之外,单边主义关税措施层层加码,关键技术出口管制持续收紧,全球产业链正经历一轮深刻的“压力测试”。
同样面对关税抬升与技术限制的外部环境,跨国产业合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有的逆势深化,从单一贸易升级为产能共建、技术共研的产业共同体;有的节节收缩,从深度合作退回浅层次交易,甚至最终走向破裂。这一分化背后,藏着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一段跨国合作能够穿越周期、存续发展,又会因何触碰红线、走向解体?从进博会承载的万千合作实践,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合作样本中,可梳理出一套分层的影响逻辑。
根基之维:三类底层条件划定合作的生存底线
跨国合作的存续,首先建立在三组底层条件之上。它们是合作成立的前提,决定了合作的“基本盘”——根基不牢的合作,稍有外部冲击便会土崩瓦解;根基稳固的合作,才具备抵御风险的可能。
结构性互补强度,是合作最核心的经济基石。跨国合作的本质是价值交换,交换的不可替代性越强,合作的抗冲击能力就越强。如果合作建立在要素禀赋的深度匹配之上——比如中国完备的制造体系、快速迭代的技术能力,与东道国的市场空间、资源禀赋、区位渠道形成难以替代的互补,那么关税与管制只会抬升交易成本,却无法撼动合作的底层逻辑。反之,若合作仅基于短期价差的套利型贸易,缺乏深层利益绑定,一旦关税壁垒抬升、政策红利消退,资本便会迅速转向成本更低的区域,合作也随之断裂。进博会上,那些连续多年参展、签署五年以上长期合作协议的项目,几乎都建立在强互补的产业逻辑之上;而零散的、单次的采购订单,往往更易受短期价格与政策波动影响。
双边制度性合作框架,是合作的政策压舱石。商业逻辑的成立,离不开稳定的政治与政策环境。双边政治互信水平、政府间常态化对话机制、自贸协定与产业合作园区等制度安排,能极大对冲单边政策波动的冲击,为企业提供可预期的经营环境。以中国与马来西亚新能源汽车合作为例,其顺利升级并非单纯的企业商业行为,而是嵌套在多层级的制度合作网络之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关税减让与原产地规则、中马“两国双园”的产业配套政策、年度经贸联委会的协调机制,再叠加马来西亚本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共同为企业本地化生产、供应链落地扫清了制度障碍。反观一些缺乏制度性支撑的双边合作,极易因地缘政治波动、监管政策突变而陷入停滞,甚至被迫终止。
知识产权保护与契约治理水平,是深度合作的信任基础。当合作从货物贸易延伸至技术转移、联合研发层面,东道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合同执行的司法效率,就成为决定合作能否深入的关键。技术输出方只有在产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才愿意将核心技术、生产工艺落地东道国;若知识产权保护薄弱、契约执行成本高昂,合作就会始终停留在“一买一卖”的浅层贸易层面,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进博会上的高端技术合作项目,大多优先落地在法治环境成熟、产权保护完善的区域——清晰的规则与稳定的预期,本身就是跨国合作的核心竞争力。
韧性之维:六大变量决定合作的抗冲击能力
如果说根基性因素决定了合作能不能活下来,那么韧性塑造因素则决定了合作在压力之下,是止步不前还是逆势升级。同样面对关税与技术壁垒,不同合作的适应能力天差地别,核心差异就藏在这六大变量之中。
本地化嵌入的纵深程度,是韧性的核心来源。跨国合作有两种典型形态:一种是“港口到港口”的飞地式贸易,产品从一国港口运抵另一国港口,全程不深度介入当地产业与社会;另一种是“扎根到产业”的嵌入式合作,生产、供应链、就业、税收都深度融入东道国经济体系。后者的退出沉没成本远高于前者,抵御政策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也更强。中国与马来西亚新能源汽车合作的升级,正是典型的嵌入式路径:从早期整车进口,到比亚迪与马来西亚森那美(Sime Darby Berhad)合作,在吉打州落地全散件组装工厂、小鹏汽车与EP制造有限公司(EP Manufacturing Berhad,简称EPMB)共建马六甲产能基地,再到吉利带动马来西亚霹雳州(Perak)丹绒马林(Tanjung Malim,也译作丹戎马林)汽车高科谷集聚两百余家本地零部件供应商,合作每深入一层,双方的利益绑定就加深一分。当本地组装厂承载了数千个就业岗位、上百家本地供应商的订单时,简单的关税波动已不足以动摇合作的根基。
产业链集群的协同配套能力,放大合作的生态韧性。本地化不是单个企业的孤立落地,而是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研发机构的集群式协同。完整的产业集群能形成规模效应,大幅稀释关税与管制带来的成本冲击;同时,多环节的配套闭环也能降低单一环节断供的风险,让合作从“单个企业的买卖”变成“一整条产业链的共生”。丹绒马林汽车高科谷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仅有整车组装线,还同步集聚了车身、底盘、电子零部件供应商,以及检测认证、人才培训、物流仓储等配套机构,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当外部核心零部件供应受限时,集群内部的本地配套可快速补位;当关税成本上升时,集群的集中采购与本地生产可有效摊薄成本,这种生态化的绑定是零散项目无法比拟的。
模式迭代的灵活程度,决定合作的穿越壁垒能力。面对规则变化,合作双方能否快速调整形态、重构利益分配,是适应能力的核心体现。从产品出口到本地生产,从技术引进到联合研发,从单一交易到生态共建,每一次模式迭代,都是对贸易壁垒的一次穿越。中国马来西亚新能源汽车合作的“三级跳”极具代表性:第一轮是贸易转产能,用全散件本地组装规避整车进口高关税;第二轮是产能转生态,带动供应链本地化,构建产业共同体;第三轮是生态转研发,针对东南亚高温多雨的气候联合开发适配车型与电池热管理技术。每一轮调整,都是对外部规则变化的主动适配,也让合作的生命力不断增强。反观那些固守单向输出、僵化分配模式的合作,往往在管制冲击下迅速陷入停滞。
除此之外,还有三组隐性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合作韧性。其一是跨境金融生态的适配性:本币结算的便利性、本地融资的可得性,直接对冲汇率波动与结算通道风险,中国与马来西亚两国成熟的本币直接结算机制,就为企业省去了美元中间结算的成本与不确定性;其二是本土社会信任与文化适配性:对东道国劳工规则、宗教文化、社群诉求的尊重,以及长期的社会责任投入,会在政策波动、舆论争议时形成软缓冲,避免商业合作被政治化、舆论化;其三是第三方市场的联动拓展空间:依托东道国的自贸网络共同开拓第三国市场,能有效分散单一市场的政策风险——马来西亚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可依托东盟自贸区零关税政策出口泰国、印尼,还可借助马来西亚与中东的自贸协定进入更广阔市场,极大提升了合作的抗风险能力。
边界之维:三类刚性约束划定合作的破裂红线
承认合作的韧性,不等于否认客观存在的边界。有三类刚性约束,无法靠企业与市场层面的努力完全化解,它们直接划定了合作的天花板,甚至会成为导致合作破裂的核心原因。
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管制强度,是最硬的约束边界。如果合作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处于出口管制清单的精准覆盖范围,且短期内缺乏成熟替代方案,那么无论双方互补性多强、合作意愿多高,都可能面临断供风险。这一点在中国与马来西亚新能源汽车合作中同样清晰:尽管整车组装、电池封装等环节已实现本地化,但车规级高端芯片、电池管理系统核心算法、高精度车载传感器等核心环节,仍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体系。部分国家推行的技术出口管制会沿着产业链层层传导,一旦高端芯片出口许可收紧,不仅中国企业的零部件供应受限,马来西亚本地的组装工厂也会直接面临产能停摆风险。这种核心技术的外部约束,是当前很多跨国合作难以向高端完全自主升级的硬边界,也是部分技术密集型合作最终走向收缩的核心原因。
地缘政治溢出与长臂管辖,是难以规避的外部风险。在阵营化对抗加剧的背景下,商业合作越来越难以脱离地缘政治的影响。第三方国家的长臂管辖、歧视性贸易规则、“友岸外包”等政策,会沿着全球产业链传导,迫使正常的商业合作中断。一些原本商业逻辑完全成立的合作,可能因第三方国家的制裁清单、出口管制政策而被迫终止。这种风险不受合作双方的完全掌控,也是当前跨国合作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之一。
新型国际规则壁垒,是隐蔽的准入门槛。除了传统的关税与技术管制,碳边境调节机制、供应链劳工尽职调查规则、数据安全标准等新型合规要求,正在形成更隐蔽的贸易壁垒。它们不属于传统的技术限制,却能直接决定产品能否进入主流市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若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生产的车型无法完成全产业链碳足迹核算、达不到欧盟碳标准,即便没有技术管制,也无法进入欧盟市场。这种基于规则的挤压,正在成为影响合作升级空间的重要变量;达不到规则要求的合作,最终会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走向边缘化。
在开放中锻造韧性,在边界中拓展空间
回到第九届进博会,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中外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产品采购,而是将进博会作为对接本地布局、联合研发、生态共建的平台。这背后,正是企业对提升合作韧性、应对外部壁垒的普遍诉求。
作为中国主动搭建的制度性开放平台,进博会的价值远不止于千亿级的交易数字。它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对接中国市场的稳定窗口,也为中外产业对接、规则对接、生态对接搭建了桥梁——在这里,企业可以找到本地化合作伙伴夯实共生基础,可以对接新型合规标准突破规则壁垒,可以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分散单一市场风险,最终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共同升级的动力。
说到底,跨国合作的命运,是由根基的深度、韧性的强度与边界的宽度共同塑造的。关税与技术限制会淘汰浅层的、套利型的合作,却无法阻挡深层的、共生型的合作。对企业而言,夯实结构性互补的根基,深化本地化嵌入的程度,提升模式迭代与规则适配的能力,是穿越周期的核心路径;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持续完善制度性开放框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搭建跨境金融、合规服务等支撑体系,才能为跨国合作提供更稳定的预期。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当下,进博会的持续举办,以及无数像中国与马来西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样的合作实践都在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开放共生始终是历史大势,主动适配始终是生存法则。真正有生命力的跨国合作,从来都是在应对挑战中进化、在适应规则中成长的。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原标题:《壁垒高企之下,跨国合作的韧性与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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